【導讀】7月26日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主要議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研究全面從嚴治黨重大問題，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主持會議

【論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

當日，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即十八屆六中全會。

中央委員會作為黨的領導決策核心，每年舉行一到兩次全會。每次中央全會都有一個研究主題。一般來說，六中全會是每屆中央委員會倒數第二次全會，其研究主題受到國內外關注。

梳理發現，改革開放以來的7次六中全會主題，幾乎都是聚焦意識形態問題、黨建問題。根據已公布議程，十八屆六中全會，同樣聚焦“黨建”：這次全會，將研究全面從嚴治黨重大問題，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

中央全會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要環節。有分析認為，讀懂中央全會，是讀懂中國共產黨，讀懂中國故事、中國治理的重要前提。

7次六中全會核心議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集中領導體制回歸常態，中央全會定期召開，研究黨和國家層面的重大問題。

從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到2011年十七屆六中全會，總共召開了7次六中全會。這7次六中全會都會有一個研究主題，最后通過一個決議(決定)，并均有時代背景。

1981年6月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肯定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實事求是地評價了建國32年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分清了功過是非，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決議》在改革開放初期做出，對于統一黨內、團結一致向前看起到了關鍵作用。

1986年9月召開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決議》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闡明了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根本任務和基本指導方針，是新時期加強我國建設的綱領性文件。這次《決議》的一個大背景是，當時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有所抬頭，意識形態斗爭形勢比較突出。《決議》對堅持和發展、鞏固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共同基礎具有重要作用。

1990年3月召開的十三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決定》認為人民群眾是我們黨的力量源泉和勝利之本。能否始終保持和發展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直接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盛衰興亡。這個決定對于改革開放新時期加強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鞏固黨的群眾基礎和政治基礎，具有重要意義。

1996年10月召開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強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決議》分析了建設面臨的形勢，總結了經驗和教訓。這次《決議》是10年后，建立發展一段時期的背景下，中央全會再度聚焦精神文明建設，并強調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這對于鞏固的發展方向具有重要作用。

2001年9月召開的十五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決定》強調了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提出了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指導和主要任務，闡述了在黨的作風建設方面的“八個堅持、八個反對”。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后，黨所處的國內外環境和黨的隊伍狀況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決定》聚焦黨的作風建設，對保持共產黨員的先進性、增強人民群眾的信任基礎、筑牢黨的執政基礎具有關鍵作用。

2006年10月召開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明確提出了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和諧社會的指導、目標任務、工作原則和重大部署，為中國描繪了一幅的路線圖。這個《決定》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后聚焦社會問題，是基于對當時中國面臨的轉型矛盾的深刻洞察，是對保護社會和諧、發展的一次戰略謀劃，對維護中國社會的和諧正義，對保持經濟發展的穩定環境意義重大。

2011年10月召開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總結了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豐富實踐和寶貴經驗，研究部署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進一步興起文化建設新高潮。這次《決定》對增強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具有深遠意義。

7次六中全會的主題特征

這7次六中全會，主題多是涉及精神文明、文化建設等意識形態問題，或是黨的作風建設等黨建問題。

其中，十二屆六中全會、十四屆六中全會聚焦精神文明建設，十七屆六中全會聚集文化建設;十一屆六中全會研究黨的歷史問題，十三屆六中全會研究黨群關系，十五屆六中全會研究黨的作風建設;十六屆六中全會則涉及社會建設問題。

換言之，7次六中全會，有3次研究意識形態問題、3次研究黨的建設問題，1次研究社會建設問題。可見，聚焦意識形態問題、黨建問題是改革開以來六中全會的主題特征。

中央全會研究的都是黨和國家層面的執政方略和治理之道。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鐘君認為，中央全會的主題，是黨和國家根據治國理政中遇到的突出重大問題，實事求是、審時度勢而確定的。

無論意識形態，還是黨建，它們都是極端重要的課題。

意識形態安全關乎國家政治安全、政權安全。中國共產黨長期重視精神文明建設、文化建設等意識形態工作。黨的執政基礎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有分析認為，中國在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的同時，決不可放松和削弱意識形態工作。在新進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精神研討班上就曾深刻指出：蘇聯為什么解體?蘇共為什么垮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

同樣，黨的建設問題之所以成為以往六中全會較多涉及的主題，因為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中國需要一個永葆先進性、純潔性的黨，一個實行集中統一堅強領導的黨。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指出，“一個沒有政黨的國家，也就沒有產生持久變革和化解變革所帶來的沖擊的制度化手段，其在推行政治、經濟、社會現代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極大的限制。”換言之，一個處于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擁有一個強大的政黨組織非常關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之所以取得如此矚目的治理成績，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在于中共這個核心力量。能不能治理好世界人口第一大國，能不能發展好，從根本上說取決于黨能否持續保持先進性、純潔性，能否充分發揮其領導核心作用，能否團結全國人民實現有效的治理。

六中全會多次涉及黨建主題，正是汲取了現代政黨興衰的正反經驗。縱觀世界上治理良善的國家，無不是高度重視執政黨建設的國家，比如新加坡;反觀治理無序甚至失敗的國家，或是沒有強有力的政黨組織，或是政黨組織衰敗，比如蘇丹等。

因此，正如鄧小所說：在中國這樣的大國，要把幾億人口的和力量統一起來建設，沒有一個由具有高度覺悟性、紀律性和自我犧牲精神的黨員組成的能夠真正代表和團結人民群眾的黨，沒有這樣一個黨的統一領導，是不可能設想的，那就只會四分五裂，一事無成。

期待十八屆六中全會

十八屆三中全會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屆四中全會研究全面依法治國，十八屆五中全會研究“十三五”規劃建議，也是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布局，十八屆六中全會研究全面從嚴治黨，恰好構成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李冉教授認為，這彰顯了新一屆在戰略重點與實施戰略方面謀篇布局的強大能力，體現了統籌治國理政的強大戰略思維。

全面從嚴治黨方面，十八大以來，先后在黨內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等，明確要求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修訂《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出臺中央“八項規定”和《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堅持對腐敗零容忍，打虎拍蠅，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局面。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十八大以來的整風反腐呈現一個醒目特征，也是一個重要經驗。即，堅持上行下效，一層做給一層看，新規要從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做起，傳遞示范效應，傳遞治黨決心。

這次六中全會要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 》，對于全面從嚴治黨制度化、反腐治本，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正處于世界格局深刻調整、中國進行深刻變革的重要時刻，尤其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正處于關鍵階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正處于緊要時期，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

亨廷頓認為，對處于現代化之中的國家來說，一黨制和多黨制孰優孰劣，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過就政治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黨的數量，而是政黨制度的力量和政黨體制的適應性。換言之，處于現代化過程的國家，政黨的制度化、組織化程度至關重要。

全面從嚴治黨，正是為在比較、總結世界政黨興衰發展史的基礎上形成的治黨思路，是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一招。尤其是蘇共的教訓是深刻的，主因還在于蘇共自身，沒有把黨建設好，沒有做到全面從嚴治黨，尤其是在全面從嚴治黨制度化方面欠缺很多。說，“‘打鐵還需自身硬’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全面從嚴治黨是我們立下的軍令狀。”

辦好中國的事，關鍵在黨。中國需要一個高度制度化、組織化的黨。從現實來看，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除了中國共產黨無任何其他政黨能夠擔當。一個管理嚴格、執行力強、制度化程度高的中國共產黨，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保證。

在中國的政治體系里，如果沒有政黨治理的制度化、現代化，就不可能有國家治理的制度化、現代化。十八屆六中全會聚焦全面從嚴治黨，利于把中國共產黨建成各項制度更加成熟、組織化程度更高、更加權威有力量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確保黨始終處于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