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開局之年，浙江再次站在歷史的新起點。

　　“我省過去30多年的快速發展，得益于先發體制機制優勢釋放的民間活力，今后的發展更要再造體制機制新優勢，并將制度的活力轉化為微觀的活力。”省政協委員、民建紹興市委會專職副主委潘錦仁說出了大家的心聲。

　　為政府權力套上韁繩，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收斂政府的手，放活市場的手，補強社會的手，以此提高行政效率和激活市場活力。這就是浙江創造的制度供給新動力。

　　正如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的，我省經濟社會發展還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是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傳統產業轉型提升不夠快，新興產業占比還不高;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還不夠強;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承載力下降，人口老齡化壓力增大;加強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任務還比較重……而浙江要高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各級政府必須進一步深化自身改革，并以政府自身改革撬動經濟社會各領域改革，從而為創業創新營造更適宜的土壤。

　　以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和民間活力的加法

　　“證實你媽是你媽”“證明我是我”……種種奇葩“證明”，在給了不少人茶余飯后的話題。但在潘錦仁委員眼中，就不止談資那么簡單了。他認為，“這說明，政府仍然干預過多。”

　　政府工作報告對此并不諱言，其中提到：在政府自身建設方面，一些工作人員改革意識、責任意識、法治意識、服務意識不強，作風不正、懶政怠政依然存在，消極腐敗現象還時有發生。潘錦仁認為，面對種種困境，應該通過深化政府自身改革，為供給側改革提供制度供給，以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和民間活力的加法，打造有限、有為、有效的服務型政府。

　　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之一、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曾說過：“任何制度都是對實際生活中已經存在的需求的響應。”這意味著，適應需求的制度改革，對市場和民間活力有著極大的激發作用。

　　在湖，浙江日新華新頓精密特殊鋼項目注冊資金超過1億美元，僅用一年時間就完成了廠房建設和設備安裝，部分設備已開始調試，預計期可投產。“審批僅用了3個月時間，讓我們贏得了不少發展先機。”公司企業管理部經理金日說，原以為審批要大半年，沒想到這么快。

　　“截至目前，湖市累計承接260項權力事項，對119項非行政許可事項進行全面清理，取消20項，其他99項轉為行政許可、行政確認、行政征收和其他行政權力。”省人大代表、湖市委書記盛付祥說，政府自身改革推動了在湖試點的縣域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行政改革提升了行政效率，贏得了改革實效。湖實到外資3.6億美元，引進市外內資80億元，新批總投資1億美元以上大項目4個，再創歷史新高。

　　這只是政府自身改革的一個縮影。年來浙江壯士斷腕，積極推動政府自身改革，殺出一條血路：深入推進“四張清單一張網”改革，完善權力清單制度，積極探索政事分開改革、行政復議體制改革和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制定省重大行政決策程序規定。

　　打好“組合拳”，握緊著力點

　　剛拿到政府工作報告的代表委員，對政府自身改革給予了高度評價。省政協委員、民盟寧波市委會專職副主委潘一紅說，政府在自身改革上打出的“組合拳”，充分說明政府思路清晰，真正握緊了著力點。

　　去年，雖然汽車行業不景氣，但位于臺州的浙江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卻研發了50種新型濾清器。“車企要研發新型款汽車，我們就要和他們配合，同步研發。”省政協委員、浙江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周書忠說，軍功章也有政府的一半：審批部門“一站式服務”“一窗式受理”，代辦員為企業“跑腿”，盯牢審批全流程;經信、科技部門為研發提供專項扶持資金……

　　正因如此，過去的一年，在浙江大地，這種尋找“源動力”的努力更加活躍：政事分開改革，加快政府轉變職能，同時推動事業單位走向市場，激發其活力;義烏設立全國首個行政復議局，標志著浙江行政復議體制改革進入新階段，進一步倒逼依法行政;在義烏佛堂、嘉善、衢州等地試點的行政執法體制改革，讓行政執法從“九龍治水”到“一家監管”;去年9月出臺的省重大行政決策程序規定，終身追責讓亂作為者動手之前要思量再三。

　　具體舉措更是遍地開花：企業投資項目高效審批全面推行，“零地”技改項目不再審批，去年全省“零土地”技術改造項目備案信息系統上線運行，舟山群島新區、嘉善縣、海寧市、柯橋區試點核準目錄外企業投資項目不再審批，180個項目納入改革內容;全省范圍內實現市縣基本同權，僅嘉興市就下放行政審批事項428項，減少100個審批環節;“四張清單一張網”繼續強勢推進，總額200億元的省產業基金設立，政務服務網從省市縣聯網，正向鄉鎮延伸……

　　從政府自身改革的“點”入手，撬動其他領域改革的“面”

　　面對成績，浙江并未止步。代表委員表示，現在，浙江要從政府自身改革的“點”入手，不斷擴大制度供給的突破口。

　　春江水暖鴨先知。和溫州企業家代表接觸時，記者發現他們越來越多地提到“政府職能”、“政府作為”、“政府責任”這樣的詞匯。

　　“改革開放初期，溫州當地政府給予市場自由發展的空間，創造了‘溫州模式’。但是現在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政府有序引導。”省人大代表、溫州市發改委主任方勇軍認為，政府今后要更善為善治，繼續深化審批制度改革，推進基礎性制度建設，完善要素配置機制，促進資源要素優化配置，打造服務型政府。

　　尋找制度“源動力”的同時，一些代表委員建言要通過政府改革撬動其他領域改革。長期以來，潘一紅委員一直關注農村教育問題，并深刻感受到政府自身改革對社會體制改革的重要推動作用，她說：“推進政府自身改革，將促進教育資源均等化，通過政策傾斜、教師輪崗等措施，小規模學校和教學點、邊遠山區及海島學校的教學資源能得到進一步提升，培養出更多人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質量更高的人力資源。”

　　省人大代表、東陽市人民醫院院長應爭先關注的，則是政府自身改革對醫療體制改革的促進作用。他曾做過一個嘗試：以往在東陽，病人轉診后要申請醫保，需經醫生、主任、院長、醫保科、市醫保處等5個環節，但通過浙江政務服務網，東陽市人民醫院和東陽社保局實現數據信息共享，所有環節都可以從網上走。

　　“這給了我們更多啟示。”應爭先說，今后，社會體制改革要和政府自身改革緊密結合，從而更多地提供公共服務產品，實現共享發展。

　　“政府改革重點在于自身改革，應該瞄準群眾呼聲強烈、企業急盼解決的問題，還要深謀遠慮，措施要實實在在，有量還要有質。”潘錦仁認為，這樣才能真正建成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源源不斷地為浙江供給側改革提供“制度源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