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讀后感
　　
　　看到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這本書目，首先“苦”字給人的感覺有點噱頭，倘若換成“之”旅或者其他什么旅相信很難調動讀者閱讀欲望，到底是怎么一種“苦”法呢？
　　
　　讀者忍不住打開一觀。跟隨著余秋雨先生的匆匆步履，一路上走走停停。唐朝的煙塵宋朝的風早已洗去了余先生最后一點少年英氣，駐足停留的地方一定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腳印最深的地方，因為在余先生的心中不是為了“風景山水”而來，而是為了“人文山水”而來。站在古人曾經站立的地方，文人，歷史，自然混沌交融在一起，封塵久遠的文化內涵嘩的一聲奔瀉而出，于是感動，于是喟嘆，于是心苦。
　　
　　曾經在一個冬天經過秦嶺，當然不是為了風景或人文，只是為了生計而跋涉。看著汽車在積雪尚存的盤山公路上艱難爬行，不禁想起了韓愈因諫被貶過藍田時的兩句詩：“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汽車竟如此難行，何況馬匹乎！何況上了歲數對家鄉無比眷念的韓愈乎？想到這里釋然一笑，普通讀者都能替古人擔憂一回，更別說裝了一肚子歷史文化、人文掌故的余秋雨先生了。
　　
　　在文化苦旅一書中，給人印象最深就是道士塔和莫高窟了，其實這兩篇可以合成一篇寫的。1900年夏季的某一個清晨，莫高窟的住持王圓箓道士在清掃洞窟時，無意中在洞壁上發現一條裂縫，扒開裂縫后發現里面有一個洞穴，里面滿滿一洞穴古物。由此打開了敦煌學之門。
　　
　　因為王圓箓的愚昧無知，愚昧到為使佛窟干凈明亮些，拿白石灰去粉刷陳舊的壁畫；無知到清除唐宋泥塑去塑新的天師像。余秋雨先生痛心疾首，恨不能向他跪下，求他高抬貴手，放過這些歷史文化遺產。因為王圓箓的愚昧無知，為了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層樓（后完工三層），數次把經卷成箱成擔賣給外國人換取經費。對于這個敦煌罪人，先生忍不住咬牙切齒，大喊一聲：“我好恨！”
　　
　　總覺得余先生恨得不徹底，恨得有些矯情，恨得不是那么切膚之痛。因為恨過之后又得上路了，后面的路還很長呢！苦旅才剛起頭呢！還得一面講學做各種報告一面旅行呢！假如先生恨得徹底就不妨在敦煌駐足，以先生的才學名望定能為宣傳、保護、研究敦煌這瑰麗的文化遺產出一把大力的，后面的旅行不行也罷。亡羊補牢，從今日始！敦煌需要大師級人物！
　　
　　其實將一切的罪責壓在一個小人物身上是不公的，在滿清那個腐朽的朝代，整個國家都在昏昏噩噩中，有誰在乎這些破爛經書呢！從王圓箓發現藏經洞到1907年3月斯坦因來到莫高窟，七年間王圓箓無數次報官，面見過兩任敦煌縣令嚴澤和汪宗翰，赴酒泉叩見過安肅道道臺廷棟，一些經卷還輾轉傳到敦煌典史蘇子培、甘肅藩臺俞明震、兩江總督端方以及著名金石學家、時任甘肅學政的葉昌熾等人手中——這可是些懂得這批經卷分量的人。遺憾的是，朝廷命官和學術精英們除了責令王圓箓“檢點經卷，就地保存”外，再沒有下文。對其私送文物，充耳不聞，甚至趁機索要。其實王圓箓報官的目的，無非是邀功尋賞。王圓箓太需要錢了，他在莫高窟30年，至少一半時間在外化緣，一生募得善款20萬。他知道，有了錢就可以雇人清理洞窟中的流沙，有了錢才可能建起朝思暮想的太清宮，將千佛洞打理成自己理想中的宗教圣地。當王圓箓出賣第一批敦煌文書給斯坦因，拿到四個馬蹄銀后，自知有罪，曾派人四處打探。當他得知斯坦因在北京六國飯店將部分文書公開展覽，參觀的大清達官貴人摩肩接踵，竟無一人提出異議，那顆忐忑不安的心總算放回了肚子。
　　
　　離奇的是，由于王圓箓在發現藏經洞后多次報官，居然被官府認定為合法的藏經洞文物保管者，甚至擁有者。當朝廷真要將殘存的經卷解往京城時，居然采用收購方式，向王圓箓購買。而當王圓箓沒有收到銀兩（已被敦煌縣衙截留），居然還草擬《催募經款草丹》，理直氣壯地向朝廷討要應得款項。滿清政府難道不知道，敦煌文物乃國家財產，作為國家財產的監護人，朝廷早就應該追究王圓箓保管不善罪、私賣文物罪，沒收全部剩余經卷，責令敦煌縣衙押運至京。正是滿清政府的腐朽昏庸、葉昌熾之流學問家的無恥無能，導致了敦煌文物的大量外流。
　　
　　假如說這些人都是泛泛之輩，那么“五百年才出一位”的張大千（徐悲鴻語）該懂得敦煌文物的分量吧！張大千在敦煌臨摹壁畫的兩年多時間里，為提高繪畫技藝，把壁畫剝落至第三層，一睹盛唐筆意。損壞壁畫30多處。另有在壁畫上用透明紙描紅，在壁畫上題字一些破壞壁畫的行為。張大千在敦煌研兩年多后，畫風大變，畫技日臻成熟，當然這些成就是踩在敦煌壁畫的肩膀上得來的。
　　
　　另臺灣故宮博物院兩幅最古老的隋畫“觀世音菩薩像”“釋迦牟利像”系張大千所捐；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有張大千印章的漢文戶籍，經帙，文書39件；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藏有張大千印章或題署的唐代文書，佛經寫本及刻本殘片100余件，張大千還私藏有《張君義告身》《張君義勛告》等，張大千為何經手或擁有這些敦煌文物？事實不言而喻！
　　
　　當新民晚報記者楊展業請余秋雨先生談談對此事的看法時，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張大千剝損壁畫的行為，恐怕和當時缺乏文物保護意識有關。據他所知，40年代曾有人在甘肅的報紙上揭露張大千對敦煌壁畫的破壞，但未引起重視，可見當時沒有文物保護的社會認識。因此，對他的評價不能脫離具體的時代環境云云。
　　
　　我由此得出結論，余先生對身份卑微的道士王圓箓大罵特罵，咬牙切齒地痛罵。對大師級人物張大千是少批慎罵，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煩。中庸之道學得甚好。文化苦旅我沒讀完，不讀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