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方面，那些屢獲文學大獎的、離藝術更遠但卻離權力更的詩歌，又倒足了人們的胃口，一方面陽春白雪到云端，一方面跌落塵埃到吃土，詩歌又怎能不式微。而余秀華則向我們展現了一種脫離了學院派和“歌德”派的更為本真和自由的創作。 我們欣賞，我想《死亡詩社》里的基廷老師也會欣賞。

　　至于余秀華的苦難，我們會同情，但更多的，我想是自慚形穢。把我們放到她所處的那個境地，我們會成為她嗎?也許絕大多數人能做的就是抱怨上天的不公吧。相比于余秀華的詩歌才華，她的人格力量更讓人動容。在苦難中生存的卑微的人，是很容易失去對生活的痛感的，人們會傾向于逆來順受，傾向于麻木不仁，甚至有人會為虎作倀。這是更容易的生存方式，就像“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妥協了，或許還能獲得幸福感。但總有些人拒絕麻木，他們選擇保持對生活的痛感，而這種痛感，其實等于加害了自己，因為這痛苦會變得巨大清晰。但這些人選擇正視慘淡的人生，對他們來說，這是對生命極限的體驗，是對尊嚴的維護。就像法國家帕斯卡爾那句名言：“人是一枝有的蘆葦。”他的意思是說，人的生命像蘆葦一樣脆弱，宇宙間任何東西都能置人于死地，可是，即使如此，人依然比宇宙間任何東西高貴得多，因為人有能的靈魂。

　　在余秀華的詩歌里，你其實讀不到熱情的謳歌，但你也絕讀不到悲情的控訴。 你讀到的是對苦難的笑納， 是對命運的不妥協。她寫家庭暴力：“他揪著我的頭發，把我往墻上磕……”她接著寫道：“對于一個不怕疼的人，他無能為力。 ”我們可以把這個“他”理解為丈夫、命運……無論什么，他們對她無能為力。 在她的作品里，我們能夠讀到一個既殘酷又倔強的詩意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我只擔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我所遭受的苦難。 ”在我眼里，余秀華和她的詩歌，配得上她所遭受的苦難。 其實不僅僅是余秀華，還有很多這樣的作家，比如描寫蹉跎坡的沈博愛老人， 比如描寫阿勒泰的李娟，他們的文字有著共同的特點，我們能夠讀到悲傷、讀到彷徨，卻讀不到仇恨、讀不到偏狹。 還有寫了一輩子詩，卻從未打算發表的美國女詩人艾米麗·迪金森， 有人說余秀華是中國的艾米麗·迪金森， 余秀華笑著回答：我不認識她。

　　我覺得這是余秀華們的意義所在，不在于迎合讀者，而在于文字本身的力量;不在于身處苦難，而在于面對苦難的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