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清公與私發言稿

　　依據教育局黨委關于開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的有關要求，今天我結合幼兒園的工作實際，現就我們黨員干部在工作中如何正確認識“公與私、義與私、義與商”的關系問題，談談我個人的一點粗淺看法，不到之處，請大家誠懇指正。

　　在公與私、義與私、義與商”的三個關系中，我首先談談如何正確對待公與私的關系。社會與個人的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公與私的關系。所謂的公，就是社會或社會利益;所謂的私，就是個人或個人利益。公與私是對立統一的;其對立表現在，它反映了不同的利益對象及其要求。其統一表現在，對全局而言為私的利益，在一個局部就是公共利益;對局部而言為公的利益，在全局就是為私的利益。個人的私立在任何社會都要受到限制，它的衡需要依靠制度、法律和道德，就是維護社會共同利益的客觀需要。

　　如何正確對待公與私的關系，一方面要看到公與私存在的現實必然性，正視合法的私人利益，在可能的條件下，滿足個人正當合理的要求，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另一方面，要樹立，倡導大公無私、先人后己、公而忘私的高尚情操。在公與私利益關系發生矛盾的時候，要自覺地以個人利益服從公共利益，以公為重、以公為先、舍私為公。提倡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發揚人道主義精神，為人民、為社會多做好事，旗幟鮮明的反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形成體現優越性、促進建設的良好道德風尚。

　　如何正確對待義與利的關系。義與利具有統一性:二者可以統一在公共關系上，公共利益既是利益追求，又是道德目的，在這里利益和道德得到統一;義與利又有對立的一面;有的時候、有的情況下，義與利不能同時兼得。但是義與利并并不是針鋒相對、水火不相容的。在實際生活中，具體情況雖然比較復雜，但只要分清公利和私利，權衡大利和小利，就不難找到道德把握的界限。問題在于當遇到利益沖突時如何對待，以什么原則來解決沖突。

　　義與利的辨證統一關系，要求我們正確對待人生過程中的義與利，樹立正確的義利觀。明確義與利的標準。唯物史觀認為，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有利于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和行為，就是義，否則就是不義。利有正當的利和不正當的利，通過正當途徑和合法手段獲得的個人利益，就是正當的利，正當的利就應該努力爭取。堅持義利統一的原則，擺正各種義利關系。我國市，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從根本上是一致的，義利統一成為必然的趨勢和方向。但義利之間，國家、集體、個人之間也會有矛盾的對立，因此要堅持集體主義原則，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之間的各種關系，反對把個人利益置于集體利益之上“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中國人的人生哲學總是圍繞著義利二字打轉。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經有過一個人皆君子言必稱義的時代，當時或許有過大義滅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見的是借義逐利的偽君子和假義真信的迂君子。那個時代過去了。曾幾何時，世風劇變，義的信譽一落千丈，真君子銷聲匿跡，偽君子真相畢露，迂君子豁然開竅，都一窩峰奔利而去。據說觀念更新，義利之辨有了新解，原來利并非小人的專利倒是做伯樂天經地義。

　　“時間就是金錢!”棗這是當今一句時髦口號。企業家以之鞭策生產，本無可非議。但世人把它奉人生的座右銘，用商業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結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種企業，使人際關系成了一個市場。我曾經嘲笑廉價的人情味。如今，連人情味也變得昂貴而罕見了。試問，不花錢你可以買到期個微笑，一句問候，一丁點兒惻隱之心?不過，無須懷舊。想靠形形色色的義和說教來匡正時弊，拯救世風人心，事實上無濟于事。在義利之外，還有別樣的人生態度。在君子小人之外，還有別樣的價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說:“至人喻于情。”義和利，貌似相反，實則相通。“義”要求人獻身抽象的社會實體，“利”驅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質利益，兩者都無視人的心靈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義”教人奉獻，“利”誘人占有，前者把人生變成一次義務的履行，后者把人生變成一場權利的爭奪，殊不知人生的真價值是超乎義務和權利之外的。義和利都脫不開計較，所以，無論義師討伐叛臣，不容支配眾生，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總是緊張。如果說“義”代表一種倫理的人生態度，“利”代表一種功利的人生態度，那么，我所說的“情”便代表了一種審美的人生態度。它主張率性而生，適情而止，每個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義，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你權在于你的真實“自我”。生命的意義不在奉獻或占有。而在創造，創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積極展開，是人在實現其本質力量時所獲得的情感上的滿足。創造不同奉獻，奉獻只是完成外在的責任，創造卻是實現真實的“自我”。至于創造和占有，其判別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寫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帶來的名利地位，創造注重的只是創作本身的快樂。有真性情的人，在與人相處唯求情感的溝通，與物相觸獨鐘情趣的品味。更為可貴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為利的時代，他接人待物有一種閑適之情。我不是指中國士大夫式的閑情逸致，也不是指小農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種不為利驅、不為物役的淡泊生活情懷。仍以寫作為例，我想不通，一個人何必要菱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詩足矣。倘無此奢求，則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寫作也不過是這活得自在的一種方式罷了。肖伯納說:“人生有兩大悲劇，一是沒有得到你心愛的東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愛的東西。”我曾經深以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輕松俏皮。但仔細玩味發現這話的立足點仍是占有，所以才會占有欲未得滿足的痛苦和已得滿足的無聊這雙重悲劇。如果把立足點移到創造上，以審美的眼光看人生，我們豈不可以反其意而說:人生有兩大快樂，一是沒有得到你心愛的東西，于是你可以去尋求和創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愛的東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檢驗?當然，人生總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輕利的人所體味到的辛酸悲哀，更為逐利之輩所夢想不到。但是，擺脫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許多瑣碎的煩惱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器度些。我無意以審美之情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達了一個信念:在義與利之外，還有種更值得一過的人生。這個信念將支撐我度過未來吉兇難卜的歲月

　　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是為黨和人民做事用的，要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處理好“公與私、義與利、官與商”的關系，堅決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立身、處世，時時處處把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大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上，盡心竭力為黨分憂、為國建功、為民造福。

　　一是正確把握“公與私”的關系，保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的自覺。能不能把握好公私界限，正確處理公私關系，是檢驗一名黨員干部黨性純不純、作風正不正的試金石。反復強調，在作風問題上，起決定作用的是黨性。衡量黨性強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私”既是私利，也包含私心、私欲，不僅體現在物質利益上，還體現在精神狀態上。“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晉代的傅玄告訴我們主持政務關鍵在于去掉私心，否則就沒有公道可言了。如果只圖自己舒服、只講個人面子、只顧自身前程，就難免讓“私”字大行其道，助長“四風”蔓延，損害黨和政府形象。只有把握好公與私的界限，才能真正實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面對公私關系，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還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黨員領導干部要有清醒的認識，時刻牢記手中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姓“公”不姓“私”，堅持克己奉公、秉公用權，公私分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二是正確把握“義與利”的關系，牢固樹立正確的義利觀。孔子說:“世上萬事，不過義、利二字而已。”“義”教人奉獻，“利”誘人占有，前者把人生變成一次義務的履行，后者把人生變成一場權利的爭奪。對領導干部而言，尤其應該擺正義與利的關系，可以追求個人的合法權益，但不可以有自己的灰色私利，更不能把權力當成謀取私利的工具，理當做到破除私心、成全公義。這是領導干部應該秉持的義利觀，也是中央領導一再強調“為官發財應該兩道”的深意所在。“一個人最大的敵人，往往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對領導干部來說，不怕物質誘惑多么熾烈，就怕內心自律潰敗;不怕監督存在留白，就怕不能戰勝“心魔”。要正確處理好“義”和“利”的關系，別讓自己掉進唯“利”是圖的歧路和錯路。

　　三是正確把握“官與商”的關系，自覺擺正官商位置。3月28日閉幕的博鰲論壇上，專門設置了《政商關系新生態: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的分論壇，表達了對新型政商關系、健康政治生態的期待。在新常態下，如何構建新的官商關系非常重要。在繼續保持高壓反腐態勢的大背景下，健康的、正常的官商合作也要大力提倡。只要是合乎政策法規，合乎法定程序，利于企業發展，利于政府發展的“共贏”項目，就應該大膽合作。不能因為之前暴露的“在商言官，以商養官”現象就“涇渭分明”，很多商人、企業再也不想“轉型”升級了，地方該有的項目，政府純粹不搞了;工程建設引進，園區不建了;連正常程序開展的投標中標也停止了。這樣的“官商相背而馳”不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也不利于進一步改革開放。所以，新常態下，構建起新型、正常的官商關系尤為重要，只要堅持依法守紀，政府公開透明落實國家政策，企業增值納稅拉動地方經濟發展，官商之間一樣也可以建立“魚水關系”，雙方共同發展，實現真正的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