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弘揚革命精神增強文化自信發言稿

　　80年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紅軍將士完成了震驚世界的長征，開辟了中國革命繼往開來的光明道路，奠定了中國革命勝利前進的重要基礎。紅軍長征鑄就了偉大的長征精神，即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長征精神在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長河中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繼承和弘揚長征精神，對于深刻理解和貫徹落實在“七一”重要講話中關于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論述具有重大意義。

　　繼承和弘揚長征精神，是科學把握紅色文化體系的需要，有助于夯實文化自信的基礎

　　紅色文化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產生于血與火的革命戰爭年代，并延續至今，是一個博大精深的文化體系。由于各個歷史階段的條件、性質和任務不同，紅色文化在發生、發展的過程中，在本質精髓上一脈相承，在表現形式和載體上豐富多樣。革命戰爭年代孕育而生的長征精神是紅色文化體系中的光輝坐標之一。

　　長征精神一方面繼承了八一精神、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中諸如堅定信念、聽黨指揮、清廉為民、艱苦奮斗、敢為人先、敢闖新路等優秀品質;一方面又啟迪了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對形成內容完整、邏輯縝密的紅色文化體系產生了特殊作用。從途徑14個省，翻雪山過草地、斬關奪隘，與圍追堵截的國民黨軍隊殊死搏斗，到啃樹皮、吃野菜，戰勝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和饑寒傷病，長征將紅色文化中堅定信念的精髓予以發揚光大;從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的正確路線，到與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作堅決斗爭，長征將紅色文化中聽黨指揮的信條予以發揚光大;從長征伊始就明令“嚴格執行階級路線，不許絲毫損害工農群眾的利益”，到高舉抗日救亡的旗幟，提出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張，我們黨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將紅色文化中清廉為民的宗旨予以發揚光大……可見，長征精神為建立健全紅色文化體系作出了巨大貢獻，在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發展史上樹起了一座豐碑。長征精神既是我們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強大武器和精神動力，也是堅定文化自信、實現中國夢的精神支柱。

　　繼承和弘揚長征精神，是深刻理解紅色文化價值的必然要求，有助于增添文化自信的底氣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有堅定的文化自信，是因為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有血與火鑄成的紅色文化，有先進文化的引領。指出，多重溫我們黨民進行革命的偉大歷史，心中就會增添很多正能量。由長征鑄成的長征精神，是探究文化自信緣由的一個窗口、洞悉文化自信精髓的重要管道、彰顯紅色文化價值的一面旗幟。

　　長征精神是一代共產黨人信仰共產主義、不畏強暴和不怕犧牲的寫照。湘江戰役，中央紅軍由8.6萬人銳減至3萬人，受傷被俘的紅34師師長陳樹湘在扯斷自己的腸子后壯烈犧牲;在法國傳教士薄復禮的筆下有“一天只能吃一頓飯，天天不分晝夜地行走……但這些身著破衣、草鞋的年輕戰士還常常圍繞著人的精神等哲學命題討論”的場景。長征精神是一代共產黨人愛國愛民、勇于擔當和顧全大局胸懷的展示。長征期間，中國處于內憂外患之中，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銳復雜、交織纏繞，我們黨卻在最艱難的時候，以民族利益為重，高揚北上抗日的大旗。長征精神是一代共產黨人知恥后勇、敢為人先、敢于創新等優秀品質的再現。在長征路上，我們黨召開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為我們黨從挫折走向勝利提供了重要保證。長征精神是一代共產黨人牢記黨的宗旨、踐行群眾路線的具體體現。長征既是一場與國民黨軍隊真槍實彈的較量，又是一次與國民黨政府爭取民心的博弈。長征中，紅軍每到一地，都深入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打土豪、分糧食、廢苛捐，嚴守紀律，嚴格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國民黨和白軍則軍紀渙散、盤剝百姓，失道寡助。長征精神是一代共產黨人審時度勢、抓住機遇，將反法西斯的中國力量壯大為一支爭取世界和重要力量的升華。在遭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背景下進行的長征中，我們黨始終以謀求國家獨立和民族生存為己任，把軍事上的戰略轉移與政治上的戰略轉變緊密聯系在一起，把長征前進的大方向與建立抗日的前沿陣地聯系在一起，以長征的勝利推動中國革命轉危為安。在革命戰爭年代產生的長征精神，是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產生的先進文化，遵循了人類文明的前進方向，體現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繼承和弘揚長征精神，有助于增添文化自信的底氣，是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和凝集中國力量的迫切需要，是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必然要求，也是繁榮先進文化的內在要求。

　　繼承和弘揚長征精神，是激活紅色文化基因的體現，有助于我們在增強文化自信中走好新的長征路

　　在寧夏考察時要求我們要不斷結合新的實際傳承好、弘揚好長征精神，并強調“推進的新長征要持續接力、長期進行，我們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長征路”。繼承和弘揚長征精神，是激活紅色文化基因的體現，對于我們增強文化自信、走好新的長征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要進一步堅定理想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紅軍長征呈現了一幅氣壯山河的歷史畫卷：有均每三百米就倒下一名戰士的紀錄;有凍死的紅軍戰士仍緊握黨證和一塊銀元黨費的場面;有瀘定橋上22名勇士冒著槍林彈雨攀鏈沖鋒的身影;還有張聞天“沒有理想，紅軍連一千里都走不了”這一發自肺腑的話語;等等。堅定的理想信念是長征取得勝利的關鍵所在，也是增強文化自信、走好新的長征路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撐。繼承和弘揚長征精神，進一步堅定理想信念，將促使我們堅定不移地走，在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中保持旺盛的革命激情和力量。

　　要弘揚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和堅定正義事業必勝的信念。“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長征期間，武器簡陋的紅軍將士始終處在數十倍于己的敵人追擊、堵截與合圍中，遭遇四百場以上的戰斗，均每三天就要發生一次激烈的戰斗……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指出，長征是“震驚世界的行軍”。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和堅定正義事業必勝的信念是長征取得勝利的保障，也是增強文化自信、走好新的長征路不可或缺的品質。這種品質能夠使我們在困難的時候看到光明、在曲折的局面里得到勇氣、在失敗的逆境中振奮前行。

　　要進一步發揚艱苦奮斗的作風。“苦不苦，想想長征兩萬五。”長征途中，紅軍沒有飛機和足夠的槍支彈藥，缺醫少藥，溫飽問題都不能解決，卻在極其艱難的自然和戰爭環境中，開辟了中國革命繼往開來的光明道路。紅軍中傳唱的“牛皮腰帶三尺長，草地荒原好干糧。開水煮來別有味，野火燒熟分外香。一段用來煮野菜，一段用來熬鮮湯。有湯有菜花樣多，留下一段戰友嘗”的《牛皮腰帶歌》，恰好證明了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在《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中的評論，“長征將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豐碑”;證明了法國女學者西蒙娜?戴博瓦爾在《長征》中的贊嘆，“長征已經在各大洲成為一種象征，人類只要有決心和毅力，就能達到自己的目的”。艱苦奮斗的作風是長征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證，也是增強文化自信、走好新的長征路不可或缺的品德。這種品德能夠使我們不忘根本站得牢、不移壯志立得住、不忘初心行得遠。

　　【2】弘揚革命精神增強文化自信發言稿

　　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是改革的責任主體，是推進改革的重要力量。各部門要堅決貫徹落實決策部署，堅持以解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為基本取向，強化責任擔當，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進改革，堅決端正認識，堅持從改革大局出發，堅定抓好改革落實。

　　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是對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堅定信念。面對世界復雜、多元的文化體系，廣大黨員干部要正確認識中國現階段發展實際，實現對文化的理性自覺與自信。當前，長治市正處于改革開放的攻堅期，脫貧攻堅、全面小康的決戰決勝期，要貫徹省委“一個指引、兩手硬”的重大思路和要求，構建良好政治生態、推動經濟穩步向好，打造全省重要增長極，任務異常艱巨，迫切需要我們從革命文化中汲取養分，把革命精神轉化為攻堅克難、真抓實干的責任和激情，大干苦干實干，打開和事業發展的新境界，凝聚起方方面面干事創業的合力。

　　弘揚革命精神，堅定文化自信不是空洞的口號，必須落實到行動上。廣大黨員干部要把學習貫徹省委書記駱惠寧在長治市調研時的講話精神作為當前理論學習的重點，深入開展學習研討，不斷鑄造理想品格，把紅色基因激活，浸入靈魂深處，在黨性鍛煉和品格塑造上來一次新的提升。要做堅定革命理想信念的表率，不忘初心，堅定“四個自信”，增強“四個意識”，自覺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的堅定信仰者、忠實實踐者。要做踐行為民服務宗旨的表率，以人民為中心，切實做到知民情、解民憂、暖民心。當前，尤其要抓好脫貧攻堅，做好向下服務，辦好民生實事，解決好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不斷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守住安全穩定底線，把政府的溫暖送到需要幫助的群眾手中。要做敢于擔當實干的表率，把工作的著力點放在抓發展上，把工作的發力點打到企業和項目上，努力走出一條資源型地區由煤促興的新路，把長治打造成為全省重要增長極。要做艱苦奮斗作風硬的表率。要敢于吃苦，甘愿吃苦，切實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努力成為一個組織和干部群眾可以信賴的人、同事和朋友值得敬重的人、家人和親屬引以為榮的人。

　　全體黨員應該珍惜機遇，遵守紀律，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學習，取得實實在在的進步，更好地指導實踐，干好工作。

　　【3】弘揚革命精神增強文化自信發言稿

　　井岡山精神是毛澤東、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艱苦歲月里，在開辟革命道路的偉大實踐中，用鮮血和生命培育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井岡山精神的科學內涵，江澤民所概括的：“堅定信念、艱苦奮斗，實事求是、敢闖新路，依靠群眾、敢于勝利”[《人民日報》，2001年6月4日]這24個字的表述，已為大家普遍認同。井岡山精神的鮮明是：

　　井岡山精神是中國革命精神的源頭，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紅巖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都是井岡山精神的繼承、延續和展開。井岡山精神和其他革命精神，是“源’’和“流’’的關系，井岡山革命精神同其他革命精神具有同一性，基本內容和方向是一致的，但在革命的各個歷史時期，由于具體歷史條件和革命的中心任務不同，又表現出差異性，各有自己的。井岡山精神與中國革命精神是共性與個性的關系，共性存在于個性中，個性之中有共性。井岡山精神源遠流長，它同其他革命精神一脈相承，構成中國現代史上雄偉壯麗的精神長河，流淌在中國共產黨的精神血脈之中。

　　井岡山精神與井岡山道路緊密聯系在一起。井岡山道路，就是的革命道路，即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沒有井岡山精神，就沒有井岡山道路，反之，沒有井岡山道路，也沒有井岡山精神。井岡山精神在井岡山道路的開辟中產生，井岡山道路在井岡山精神的光照下形成，兩者同時孕育產生，相輔相成，交相輝映。井岡山道路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是獨辟蹊徑的，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大無畏的革命首創精神的生動體現，實事求是、敢闖新路，是井岡山精神的靈魂和核心，是它最鮮明的和亮點。

　　井岡山精神與毛澤東的形成是同步進行的。毛澤東是在土地革命時期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革命道路的開辟，則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形成的重要標志。井岡山的斗爭，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篇之作，是毛澤東的發端。井岡山精神與毛澤東是不同領域的意識形式，但本質上是相通的。毛澤東活的靈魂的三個方面: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同井岡山精神是契合的，也是在井岡山艱苦卓絕的斗爭中初步形成的。井岡山精神是毛澤東在道德領域，在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上的集中反映。井岡山精神永遠同毛澤東和毛澤東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

　　井岡山精神體現了民族精神、革命精神和時代精神的統一，這在中國革命史上是第一次。中華民族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形成了博大精神的民族精神，這就是黨的十六大報告所總結的“以愛國主義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這條精神血脈維系著中華民族的團結、國家的統一，屢經劫難而不衰，并創造過歷史的輝煌，成為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鴉片戰爭以后，帝國主義入侵，封建統治者喪權辱國，中國人民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革命精神，就是這一歷史時期的時代精神。愛國主義歷來是中國人民團結奮斗的一面旗幟，是民族良知、歷史任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的集中體現。中國共產黨的愛國主義，是中國各族人民愛國主義的最高風范，中國共產黨人在斗爭中所表現出來的革命精神，就是時代精神的體現，也是對民族精神的傳承和弘揚。

　　井岡山精神是中國革命精神源頭的依據：

　　井岡山是中國革命的搖籃，井岡山精神是中國革命精神的源頭，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有的同志對“源頭”的說法存疑，認為源頭應追溯到五四精神，或者1921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精神，對此，本文稍作分析。

　　第一，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它高舉了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旗幟，一部分最有覺悟的知識分子也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了與工農大眾的結合，從而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重要的準備。但五四運動主要表現為以追求民主和科學為內容的解放運動和新文化運動，還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

　　第二，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就立即投入革命實踐，進行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積極參加北伐戰爭，并在后來以“馬日事變”和“四一二”事變中表現出英勇無畏的革命精神。但大革命時期是國共合作時期，革命是以國民黨的旗幟為旗幟，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共產黨人則加入國民黨。直到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仍然打的是國民黨左派的旗幟。1927年8月18日毛澤東在中共湖南省委會議上才提出“國民黨這塊招牌已經無用”，“我們應該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10月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就“不是用國民黨的名義，而是用工農革命委員會的名義”，打的是鐮刀斧頭的軍旗，這就是后來鄧小說的“井岡山打旗幟”成為中國革命的新起點。

　　第三，大革命時期，黨還處于幼年時期，“是在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三個基本問題上都沒有經驗的黨，是對于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是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的黨。”[《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卷第610頁]劉少奇在1941年曾指出：“中國黨的組織能力并不弱。中國黨的英勇犧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數十萬黨員被人割去頭顱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脅我們的黨員放棄自己馬列主義的旗幟。這些表現，是除聯共黨外，為世界上任何國家的黨所不及的。然而，中國黨有一極大的弱點，這個弱點，就是黨在上的準備、理論上的修養是不夠的，是比較幼稚的。”[《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頁]他還分析說，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時，客觀革命形勢已經成熟，要求黨立即以全部力量去從事實際的革命活動，無暇來從事理論研究與斗爭經驗的總結。黨在幼年時期的理論準備不足，給了教條主義以可乘之機，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的指示和俄國革命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幾乎使中國革命陷于絕境。從井岡山斗爭開始，中國共產黨才真正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走出一條有的革命道路，從而開始實現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才有了革命精神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同步產生的土壤和條件。

　　第四，從井岡山斗爭開始，中國革命才有了固定的革命根據地，有了紅色政權，中國共產黨的、理論、黨的核心價值體系，才能在相對固定的區域內，通過大力倡導和通過黨員率先垂范、身體力行，成為一種群體精神風范，并逐步擴大影響，輻射周邊，成為主導和引領社會風尚的意識形態。值得指出的是，與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同時存在的革命根據地還有“賀龍式”、“方志敏式”、“李文林式”，在一片白色恐怖的包圍中，各“紅色割據”的根據地所開展的紅軍游擊戰爭和蘇維埃運動相互呼應，“朱毛式”的井岡山根據地是一面旗幟，是主陣地，影響深遠，其他的根據地也各有。例如，毛澤東在1929年進入“李文林式”的東固革命根據地后，對他們根據地的建設和紅軍黨的建設稱贊有加。這些革命根據地都為革命道路的開辟，為毛澤東和中國革命精神形成作出了積極的貢獻。研究中國革命精神的形成和發展，理應把這些革命根據地同時納入其中。

　　綜上所述，我認為將井岡山精神定位為中國革命精神的源頭是立得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