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指從改造完成到的基本實現，即從1956年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的整個歷史階段。

十三大的突出貢獻,是系統闡述了理論和黨在的基本路線。這是對我國的歷史經驗,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新鮮經驗的總結和概括。

2017年10月18日，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進入，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的理論是鄧小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鄧小理論的重要基石之一，中共前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上闡述了理論。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即從1956年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的整個歷史階段。的論斷包括兩層涵義：一是我國已經進入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二是我國的社會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初級階段，我們必須正視而不能超越這個初級階段。的基本特征有：擺脫不發達狀態，基本實現的歷史階段； 由農業人口占很大比重，轉變為非農業人口占多數； 由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占很大比重，轉變為經濟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歷史階段；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轉變為科技教育文化比較發達的歷史階段；由貧困人口占很大比重，轉變為全國人民比較富裕的歷史階段；由地區經濟文化很不衡，通過有先有后的發展，逐步縮小差距的歷史階段；通過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較成熟的充滿活力的，政治體制和其他方面體制的歷史階段；廣大人民牢固樹立的共同理想，自強不息，銳意進取，艱苦奮斗，勤儉建國，在建設物質文明的同時努力建設精神文明的歷史階段；逐步縮小同世界先進水的差距，在基礎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階段。

形成和發展

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認識國情，最重要的是搞清楚現實社會的性質和發展階段，認識社會主要矛盾和它的變化。正是由于以毛澤東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全面、準確地把握了我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基本國情，才正確地解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任務、性質、動力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問題，引導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建立以后，也有一個如何認清國情、正確判斷我國社會所處歷史方位的問題。像中國這樣一個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時間不長的改造建立起來的社會，對它的基本國情應該怎樣認識？黨一直進行著極其艱苦和有益的探索，但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總的來說處于不完全清醒的狀態。我國處在，是中國共產黨和鄧小對當代中國基本國情的科學判斷。我們講從實際出發建設，最大的“實際”就是這一基本國情。

理論是在總結第一個建立以來的歷史發展，特別是中國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提出“”這一具有特定內涵的新概念，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是第一次。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生活的時代，還不是直接的實踐問題，他們在科學分析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對未來社會發展階段提出過一些原則性的設想，認為未來社會大體要經歷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革命轉變時期、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但對后來列寧稱之為社會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將會經歷哪些發展階段，馬克思、恩格斯沒有作出進一步的判斷。

在發展史上，最早提到發展階段問題的是列寧。十月革命后，本身的發展階段成為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列寧認為，在經濟落后的俄國，只能建成“初級形式的”，而不能立即建成“發達的”。這里包含著社會也要有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由不完備到比較完備的發展過程的。但是，列寧當時主要回答了俄國怎樣過渡到的問題，還沒有來得及具體分析建立以后的發展階段問題，因而對這一未能作出進一步的闡發。

斯大林在1936年蘇聯確立了之后不久，沒有從實際出發深入研究的發展階段問題，就提出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設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經過一段時間的經濟重建，1952年又宣布黨的主要任務是從過渡到共產主義。這種脫離實際、急于過渡的，對蘇聯和其他的發展，造成了消極的影響。

我國確立后，毛澤東曾比較正確地提出我國發展的階段問題，他在1956年1月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提出了我國的社會已經進入、尚未完成的。后來，他又明確地指出，我國只是“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需要經過一段時間建立起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的基礎，生產力得到比較充分的發展后，我們的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獲得了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社會才算從根本上建成了。但由于我國當時剛剛進入，沒有足夠的經驗使我們對和發展的規律具有很清楚的認識。因此，關于發展階段的沒有能夠得到堅持和進一步發展。在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由于對發展階段認識的不科學和對社會生產力發展速度作出嚴重錯誤的估計，又產生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么遙遠將來的事情了”的盲目樂觀情緒。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初步總結的經驗教訓后，毛澤東意識到了在中國建設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認為：“這個階段，有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不要講得過早了。”他在糾正“大躍進”的錯誤時，批評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人是誤認為共產主義、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同時他還批評了否認價值規律和等價交換等錯誤傾向。毛澤東對發展階段的劃分，對混淆同共產主義的區別，對否認價值規律和等價交換等觀點的批評，為后來我國社會發展階段的探索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啟示。但是，60年代黨的指導方面“左”的傾向不斷發展，進而把對理解為“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革命轉變時期”，中斷了探索我國發展階段的正確之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經驗和改革開放以來新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黨對我國所處的歷史階段進行了新的探索，逐步作出了我國還處于并將長時期處于科學論斷，準確地把握了我國的基本國情。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比較自覺地把探索社會發展階段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原因是全黨全國的工作重心轉入經濟建設后實行改革開放的實踐，提出了認識發展階段問題的迫切需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實行的一系列新政策雖然在實踐上取得了明顯成效，然而在理論上卻同過去人們對的理解發生了沖突，有些人懷疑改革開放的路線和政策是否符合馬克思主義，另一些人則否定堅持方向和道路的必要性。為了堅持推進改革開放，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必須從理論上深入開展關于社會發展階段問題的研究。

新時期黨對發展階段的認識經歷了一個過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不久，鄧小就提出，底子薄、人口多、生產力落后，這是中國的現實國情。強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必然是長期的。葉劍英在慶祝建國3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也指出：我國還處在幼年時期，還不成熟、不完善，在我國實現現代化，必然要有一個初級到高級的過程。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次提出我國還處于初級階段。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對這一階段的精神文明建設等內容作了一定的分析。但總的說來，這三次提出社會初級階段或初級發展階段時，都還沒有把它作為的全局性問題加以把握，因而也還沒有把它作為制定黨的路線和政策的根本依據加以展開和發揮。

黨的十三大召開前夕，鄧小強調指出：“黨的十三大要闡述中國是處在一個什么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定規劃。”這個論述，第一次把作為事關全局的基本國情加以把握，明確了這一問題是黨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根本依據。黨的十三大之所以能夠把初級階段問題提到全局亮度加以論述，一是因為我們已經有了一段在改革開放中進行的經驗；二是因為要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必須破除各種障礙，從根本上解決對我國出發點問題的認識。黨的十三大對和黨的基本路線的系統闡述，表明了黨對和中國國情認識上的一次飛躍。

黨的十五大進一步強調問題，指出，面對世紀之交改革攻堅和開創新局面的艱巨任務，我們解決種種矛盾，澄清種種疑惑，認識為什么必須實現現在這樣的路線和政策，關鍵還在于對所處的基本國情要有統一認識和準確把握。正是基于我國現在處于并將長期處于這一基本認識，黨的十五大制定了黨在的基本綱領，精辟地回答了什么是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以及怎樣建設這樣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進一步統一了全黨全國人民的。

當我國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后，黨的十六大指出，我國正處于并長期處于，現在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衡的小康，鞏固和提高目前達到的小康水，還需要進行長時期的艱苦奮斗。

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指出，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懈努力，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都發生了意義深遠的重大變化，但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

正是由于對的基本國情有了一個科學認識和正確把握，我們才得以成功地走出了一條的新道路，使在中國顯示出蓬勃生機和活力，使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