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新高考改革的話題，很容易成為輿論熱點。期，媒體報道稱安徽省決定2018年暫不啟動實施高考綜合改革，至此，原定2018年啟動新高考改革的18個省份中，已有10個省份按下了暫停鍵。9月下旬，一篇題為《高考涉及千家萬戶，改革最不應浪漫主義》的文章（以下簡稱《改革》），再次將新高考改革問題，推上了輿論熱點，引發(fā)了全民的關注和討論。

對于《改革》一文中提出的“浪漫主義”溫和論斷，大多公眾當然明白其中只可意會的顧慮與隱憂，而網友的評價則沒有那么客氣，有知名大V在微博中直言不諱：這不是浪漫主義，這是自己上樓了就要抽梯子。顯而易見，對于此輪新高考改革，相當一部分公眾持不信任態(tài)度，認為這是既得利益者在鎖定階層，通過這種改革固化階層利益。質疑當然可以，但陰謀論不足取，毫無疑問，這一輪高考改革的初衷是良善的，是為了糾正目前高考制度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可是，初衷良善，并不代表改革方案就天然正確，人類歷史的演進過程，以及日常所見所聞，都告訴我們一個樸素的道理：好心卻辦了壞事的例子很多。

筆者認為，此輪新高考改革，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或者說硬傷，就在于忽略了改革的成本問題。這一成本問題，又包涵了兩個方面內容：一方面是物質資源的支撐力問題。中國國情復雜，各個省份經濟社會發(fā)展不均衡，這是啟動所有改革都應統(tǒng)籌考量的一個基本現實，在相當一部分地區(qū)不具備與改革相匹配的物質條件時，貿然一刀切 ，結果可能適得其反。具體到此輪新高考改革，顯而易見，浙江方案中的“7選3”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不僅造成了物理學科選修學生數的大幅降低，而且，與之對應并普遍推行的選課走班制度，更帶來了師資力量的不匹配，以及教室和專用室的嚴重短缺問題，很多學校在落實過程中，可以說是勉力為之，乃至變形走樣。浙江作為東部發(fā)達省份，尚且勉為其難，如果把這一方案推廣到全國，筆者認為，對于大部分省市而言，這將是高中學校不能承受之重。另一方面，是社會大眾的承受力問題。高考對于中國老百姓而言，是一種全民信仰，這一信仰的基點是現行高考制度的公性，而新高考改革降低高考文化成績的權重，加大面試、綜合素質評價等方面的權重，引發(fā)了公眾對于高考公性的質疑和擔憂。在誠信體系和監(jiān)督體系不能有效跟進的現實環(huán)境下，一旦這種擔憂在未來的某個具體事件中被印證，那么，必然會帶來普遍反彈，甚至觸發(fā)一定的社會風險。而這，也是新高考改革必須認真對待的一點。

現行高考制度當然存在一些問題，也的確需要改革，但是，推進改革，在方向正確之外，還應考慮方案可行，否則，就容易出現把臟水和孩子一并潑掉的現象。歷史上的很多事實告訴我們，方向再正確，一旦方案脫離了具體的國情世情，其結果，極有可能是南轅北轍。20世紀之初，中國和俄國共產黨人都選擇了這個方向，可是，中國和俄國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人最終選擇了農村包圍城市的現實方案，所以，中國革命成功了。如果中國共產黨人始終照搬照抄俄國模式，中國革命會是怎樣的走向呢？

中國的高考改革，當然可以學習借鑒西方的一些好經驗好做法，但是，所有的學習借鑒，都應與中國的社會制度、文化淵源、經濟社會發(fā)展狀況相適應，國情不同，高考模式自然也應有所不同。學者可以對改革方案進行各種理論探討，可是，作為決策機構的政府以及教育主管部門，必須頭腦清醒，充分考慮方案的現實可行性。在全國教育大會上明確提出“堅持扎根中國大地辦教育”，就是要求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應契合中國國情，接中國地氣。改革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重在揚長補短，不能理想主義，否則，很容易急躁冒進。如果不考慮資源匹配問題，不計成本推進，改革就會形同空中樓閣，很難持續(xù)，而且，一旦改革遇阻，甚至引發(fā)社會反彈，最后埋單的，除了公眾，還有政府。

當然，改革不能因為懼怕風險，就瞻前顧后畏首畏尾，改革就是啃硬骨頭，就是克難攻堅。只是，高考改革涉及千家萬戶，事關重大，必須慎之又慎，第一要確保公，第二要穩(wěn)中求進。(陸建國 作者系江蘇省贛榆區(qū)教育局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