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看電影《楊善洲》有感

　　楊善洲同名電影今天晚上7點35在電影頻道播出了，出于對楊善洲事跡的崇敬，我認真的看了一遍，稍有一些感觸，隨筆寫寫，有些東西還沒有經過細致的思考，還待理論完善。

　　楊善洲曾是云南省保山地區黨委書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農民書記，無論是生活作風、品質，都保有著一位農民的本質。實事求是、勤儉樸素、親群眾、淡泊名利、大公無私，這些詞用在楊書記的身上很是貼切。楊善洲在任地委書記期間廉潔奉公，忘我工作，一直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退休之后，他放棄了進省城昆明養老的機會，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大亮山，為了一勞永逸的解決好水的問題，他帶領著村民上山包地種樹，自己分文不取。22年后又將林場無私的獻給了國家，著實偉大。

　　但是，這個偉大令我很是焦慮。這又是一個雷鋒式的人物，共產黨員的楷模。雷鋒的人物真實性我是考究不了了，但是楊善洲的事跡確是真人真事。令我焦慮的是：

　　第一，我們到底需不需要楊善洲?楊善洲作為一個領導干部是值得肯定，完全表現了為人民服務的品質。假如國家所有的領導干部和公務人員都能有楊善洲的、道德、品質，國家的行政管理工作肯定會朝好的方向發展，體制的問題也終有一天能得到好的解決，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為人民服務，有了這個共識，問題也就好解決了。那好，第一個問題回答了，我們需要楊善洲。

　　第二，我們領導干部、黨員干部隊伍中有多少個楊善洲?既然有需要，那就要看看我們有多少。請問我們能有多少?真正本著為人民服務的心態做事的人太少了。就看看我們的區政府吧，都快成為領導的家屬大院了。看看我們的鎮政府吧，130個人領工資，30個人來上班，10個人在做事。而就是這10個做事的人，他們是楊善洲嗎?不全是。

　　第三，為什么楊善洲只是個別的存在?這里我想提出我個人的看法，關于人性的看法。早在16世紀，霍布斯就提出過國家、政府、社會的起源。因為在每個人只管著自己，沒有制度和法律的自然狀態下，人的利益很容易受到威脅，所以大家一起訂立一個契約，交出我們懲罰他人的權力，成立一個公共的組織，代替我們執行這項權力，這個公共組織就是后來的政府。在霍布斯看來，人性是惡的，每個人隨時都可能會侵害他人的生命財產安全。之后的洛克、盧梭，雖然在契約的形式和性質上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對于人性的覺察，他們都認為不是善的。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捫心自問，是不是自己都會有惡的一面?當然，你會說，我們看到感動的東西會流淚，看到可憐的人會同情，看到需要幫助的人仍會幫助，我們也有善的一面。我想說，是的，但是那是建立在不損害你的絕大利益的基礎之上的善。是的，這里又提到一個代價問題。為什么在公交車上讓座的多，而在火車上讓座的又少?代價不一樣。公交車上可能只需要十多分鐘，而火車上可能是十多小時。很少有人會犧牲太大的代價，來做一件幾乎沒有回報的事。我就是我想說的人性。我認為，人性表現應該是，不與自己利益沖突下的善，和與自己利益沖突下的惡。而人性的這種表現，正好回答了我的第三個問題。一個人可以做好工作，可以勤儉，可以親民，但是要真正做到大公無私，天下為公，確是寥寥無幾。所以楊善洲只可能是個別的存在。

　　第四，那該怎么辦?既然“全黨皆為楊善洲”不可能，那領導干部隊伍要怎么辦?我認為，承認人性的缺點，更多的發揚人性的優點才是可行之路。每個領導干部都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同時也享受著相應的條件待遇，不去貪婪，這樣就足夠了。對于共產黨員來說，則需要多加一條，堅定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加強黨性修養。別看小小一本黨章，如果都能按照上面寫的做，整個國家會煥然一新。其實中國的條條框框各項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民主協商制，我不敢說是最好、很好的，但是我敢說真正按照它執行的話是絕對不會差的。所以說，國家對于楊善洲之類的先進理論的宣傳不應該是重點，重點應該放在怎么才能讓人執行，而不是讓宣傳成為套話、空話。

　　第五，怎么才能把理論上的東西讓人都真正做起來。難嗎?其實只是每個人邁出一小步而已。簡單嗎?其實這一步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因為很多的國人可能都患有“腿疾”，可能需要一個人背著兩個三個甚至是二十個三十個人邁出這一步。所以說，少部分人的醒悟是不夠的，但是誰又能知道這星星之火，能否燎原呢?所以，第五個問題的答案：從我做起。

　　楊善洲觀后感

　　前段時間學校工會組織老師去看電影《楊善洲》，剛拿到票時，覺得這樣的電影沒太多吸引力，抱著完事的心態來到了電影院。電影開始后，一位慈祥老人和一個挑水送親村民的談話，讓我不由得對這個電影的劇情開始猜測起來，隨著劇情的進展，我有好幾次淚濕眼眶，雖然電影本身既沒有張藝謀的大手筆，，又沒有徐克的飄逸，但是人物的人格魅力所帶來的強烈沖擊讓我感動。

　　電影用寫實述的手法，從楊善洲擔任保山地委書記一職入手，濃墨重彩地刻畫了他凡而又偉大的一生。難能可貴的是，他這一生完成了兩件大事，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影響深遠的“滇西大糧倉”。楊善洲擔任地委書記的時候，常拄著棍子，提著一個小黑包，行走在田間。當時正在推廣一種“雙龍出海”的水稻插秧法。他來到一個村里，見大家對這種插秧法并不接受，自己脫掉鞋子下到田里作起示范，秧苗插得又直又好，村長這才發現是地委書記親臨指導，急忙上前問好。還有一次，保山遭遇大旱，百姓面臨作物絕收的困境，楊善洲帶領干部挖水井。但很快困難隨之而來：經費不夠!他果斷召集現場的地委委員開臨時會議，舉手表決將修建辦公樓的經費挪作打井費，工程得以繼續進行。一個人身在高位時，面臨眾多的誘惑，要作出眾多艱難的選擇。楊善洲的選擇總是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沒有片刻猶豫，沒有任何私心雜念。

　　他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回老家大亮山植樹造林。楊善洲退休了。上級關心他，讓他到昆明的干休所安度晚年，他笑著說：以前在職，聽組織安排，現在退休了，想干點自己的事，我要上大亮山種樹去。他回到家鄉，開始發動群眾。他的辦法很獨特，先組織群眾看了一場電影《廬山戀》。電影放映完時，他問大伙：“電影好看不?”大伙笑答：“好看!”他又說：“是啊，電影好看是因為廬山上的樹美呀，我們大亮山上的樹，像禿子頭上的毛，沒有幾根。你們用土地入股，我來出苗子，種出樹你們分紅好不好?”有人問道：“那你分什么咧?”他淡淡一笑，道：“我有工資，什么也不要。”大伙被他的誠意打動，紛紛簽訂植樹合同，自此開始了他長達十七年的漫漫種樹征途。在大亮山種樹，不是想像中的一帆風順。樹苗成活率低，野草擠占樹苗生存空間。他獨個摸索解決法，選擇種植根系發達、高于五十厘米的樹苗，成功地邁過這個難關;樹苗來源匱乏，他跑到大街上撿拾果核作種子，每天撿來一籮筐。五萬多畝樹林，每一株樹無不浸透他的心血。為了公，為了百姓的事，楊善洲不遺余力;為了私，為自家孩子的調動，他“束手無策”。電影中有這樣一則細節，上山種樹時，他發現在山中放火玩的小孩子未能正常接受教育的原因是因為山上小學的代課老師多年沒有轉正，紛紛離職，孩子們無學可上。這時他動用自己的影響力，喊來教育、人事、勞動各部門的頭頭腦腦上山，托他們解決老師們的編制問題，為山里的教育留住了人才。他的二女兒，為了解決夫妻兩地分居，通過層層考試，只差一個章就可以辦理調動手續，從來不求父親的她哭著請求他幫忙：“您就打一次電話吧”。楊善洲訥訥地坐在小板凳上：“這是私事呀，這可咋辦呢。”最終，女兒掩面而去。

　　電影的結尾以西南大旱一幕告終，保山因植被良好，當地居民不愁水喝，外地來此取水的車輛排成了長隊，此時的楊善洲已躺在病榻上，起不了身了。但是人民沒有忘記他，來醫院看望的人站滿的一坪，片首的那位挑水送親的村民也從山上挑來了干凈的水，遞到他跟前，大聲說：“你沒有白吃國家公糧!”曾記得在戲文中有一位七品芝麻官唱到：“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從楊善洲身上，我看到了一個為民做主的好官。

　　楊善洲走了，他留給后人一座價值3億多元、5萬6千多畝的林場，但他留下的更讓人難忘的是那一心為公、百折不撓的工作作風，他雖瘦弱的身軀卻留給我們一個高大的背影，他用自己偉大的一生書寫了一個大大的人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