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日前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問責條例在“七一”前夕獲審通過，再亮全面從嚴治黨利器，釋放出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

　　從年初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提出研究制定問責條例，到今天落地，僅僅用了半年時間。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決勝階段，時不我待，是屏息聚力的時刻，正如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的：只要各級領導干部心系使命、扛起責任，就沒有過不去的坎。有人形象地說：“一把手”的“一”，立起來是標桿，橫下去是扁擔。身為領導干部，就要既為表率、又敢擔當。

　　干部不作為，就是橫在前進路上的一道“坎”。問責條例重點針對的，正是干部的“不作為”。問責制度實行多年，但存在碎片化現象。有權威人士指出，現行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與問責相關的多達119部，表述不一，規定零散，內容不聚焦。這次，問責從規定上升為條例，從分散走向權威，聚焦干部“不作為”，必將使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成為常態。

　　問責制的實行，曾經給民眾帶來極大鼓舞，人們也寄予厚望。但實行多年，效果并不理想。以筆者觀察，存在著“三多三少”現象：被動問責多，主動問責少。一個問題出現了，有領導批示，有上級督辦，這樣的問題問責多、問責快，其他問題就少問責、不問責;直接責任問責多，領導責任問責少。一般來說，主要領導不會受到調查，更不會承擔責任;干部個體問責多，組織主體問責少。即使是集體作出的決定，出了問題也只追究個體責任，讓某個個人“背黑鍋”，對此，眾人心知肚明，皆予以通融。因此，當問責的板子打下去時，不是真正打在責任人的屁股上，而是打在了板凳上。

　　筆者曾經參與問責的相關事務。一批干部出事了、犯案了，當然要追究責任。但檢查原始記錄，這些干部的提拔是走了程序的，考察是認真的，任用也是集體討論的。筆者只能如實陳述，似乎人人有責任，但誰的責也問不了。實際上，即使走了程序，如果質量不到位，是否也是一種“不作為”?有的干部犯案潛伏期那么長，甚至“帶病提拔”，相關組織是不是失責?為什么出現這種現象?因為問責利器并沒有好好用起來，不痛不癢、高舉輕落、意思意思，成本如此之低，干部的責任意識就無法形成，只要權力、不擔責任的現象也就難免。

　　干部不作為也是腐敗，有錯是過、無為也是過。有鐵面問責，干部才有進取動力;有問責兜底，才能劃出為官底線。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批評十人，不如問責一人;問責一個，驚醒一片;既問個人之責，又問組織之責。就像眼睛揉不得沙子，黨的事業容不得不作為。用問責喚醒擔當意識，讓失職失責的干部受追究，作風不正的干部受懲戒，造成損失的干部受處罰。

　　當然，我們也要學會自我問責。所謂“咎”，就是過失，一個人有了“咎”，就應該有內疚感，就要主動承擔責任，乃至引咎辭職。公民也要發聲，向干部不作為宣戰。一個官員該不該問責，該不該引咎辭職或責令辭職，一個重要的指標就是公眾的意愿。公眾可以通過多種合法形式發聲，對官員進行監督。

　　問責條例產生，就是啟動了黨和國家層面的規范和程序，為一切問責行為提供支持。但問責并非終點，我們所關心的，是各級黨的組織和領導干部把管黨治黨的責任擔當起來，為黨盡職，為民盡責，以上率下，較真碰硬，建設一個有責任的黨，帶出一支有責任的隊伍，充分體現共產黨人的擔當精神，以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偉大奮斗目標。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我國正處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階段，這既是黨肩負的歷史使命，更是對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責任重于泰山。與之相應，管黨治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了更高要求。

　　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要擔當。現實當中，一些地方，一些單位之所以存在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黨的觀念淡薄、組織渙散、紀律松弛等問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有的黨組織和領導干部管黨治黨不嚴、責任擔當缺失。

　　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從來不是一句空話。《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堅持問題導向，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維護黨的紀律、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開展問責。《條例》規定，對于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后果、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都要嚴肅追究責任。其中，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同時指出，要把責任壓給各級黨組織，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部門，這再次釋放出“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

　　制度的生命在于落實和執行。就在6月29日，省委深改組審議通過了《湖南省貫徹落實實施細則》，明確提出對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黨政領導干部進行追責，表明追責問責將越來越具體化、常態化。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是最新的黨內法規，各級黨員干部應該加強學習。各級黨組織都要把自己擺進去，聯系實際、以上率下，以“問”促“責”，以“責”促“行”，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