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子深處．抽屜底部，病歷是家庭檔案重要的一部分。

保存病歷，一切有此慣的人，是否都對時光和生命有著超乎尋常的敏感與憂愁？

有位朋友甚至保留著已逝母親的病歷。大牛皮紙袋，封裝著他母親最后幾年的生的意志。這其中每步都有他的見證：那些東奔西跑的醫院，各項檢查診療、希望與絕望問的艱難沉浮……他母親臨終也不知自己的真實病況。

“病變是最與自身血肉相連，卻也最不屬己的異物。”病歷是這句話的最好注釋。病人，尤其絕癥病人，常出于被保護而不享有知情權。

“我無法充當死神的信使，我無法當面告訴媽媽她的真實病癥，因此，我調動自己全部的文學天分和全部醫學常識，為媽媽偽造了一份合情合理的病情和治療方案。直至今天，媽媽深信不疑。可是在一些比較特別的時刻，比如想到生命意義，我又覺得她有知道病情的權利，有選擇最后方式的自由。我是不是太過越俎代皰呢？”

這是一位女子在母親肺癌骨轉移后的痛苦困惑。

可說真的，我懷疑這是真不知還是佯裝不知？作為與身體朝夕相處的主人，它的每點動向與征兆，病人如何會不察？也許只是不愿，不敢往最壞處想，對生命抱有最后一絲希望。

那位不敢向母親坦言病況的女子，母親卻遠比她想象的更坦然。從半昏迷狀態中驀然清醒（“回光返照”）時，女兒告之以真實病情，她說：“那還有啥說的。人同有一死，其實也沒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