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班額”消腫各地在行動

在一間50方米左右的教室里，坐著70名學生，后排學生背靠著墻，前排學生幾乎和講臺挨在一起。學生經過過道時，一不小心就會碰到兩旁的課桌……這樣的場景曾讓很多校長撓頭。

國家督學、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副巡視員楊國順在全國各地督學過程中，見過最大的小學班級有108名學生，最大的初中班級有111名學生。

按照上海的規定，幼兒園的最大班額應為35人、小學40人、初中45人到50人。

“超大班級是政府責任問題，本質上是教育條件保障問題。”楊國順說，教育基礎設施建設不到位，直接導致了“大班額”問題的出現。而督學的一個重要職責，就是督促政府多建學校、建好學校。

在大城市，學校要與新建社區同步規劃、同步建設、同步交付使用。此后，上海市政府教育督導室連續對幾十個未完成教育公建配套建設的項目進行跟蹤，經過幾年努力，最后的完成率達到92%。

曾幾何時，教育經費投入不足成為“大班額”的擋箭牌。

而這一年來，在“大班額”的“消腫戰”中，我們看到了各地教育行政部門的決心和毅力。

“當我們改變規劃，要建設這塊大操場時，其實已經晚了!”站在學校門口，山東菏澤鄆城縣南城中學校長譚金輝看著嶄新的操場感慨道，“當時開發商已在開挖地基，但為了面向未來建一所更寬敞的學校，縣委書記劉文林親自出面協調，財政又補償了1500萬元，這才‘搶回’了16畝地。”

有了地，學校布局自然更從容。目前，南城中學建起了可容納40個班的綜合教學樓，各種功能教室一應俱全，原來70多人的“超大班額”如今已降至標準班額。

城鎮學校人滿為患，農村學校門可羅雀，在一些地方是常見的景象。地處江西東北部的弋陽縣卻正好相反，過去3年，這里的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學生數量增加了兩成多，城區優質中小學校學生數量反而下降。

弋陽縣教育局將校舍建設經費的80%投入到農村學校，將信息化建設經費的60%投入到農村學校，在師資分配、教師培訓、評優評獎等方面向農村教師傾斜，明顯改變了農村學校的面貌，提高了農村學校的品質，使得大量農村學生回鄉就讀。在弋陽全縣入學總人數增加的情況下,中心城區學校“瘦身”明顯。除了弋陽縣外，河南省內鄉縣、山西省晉中市等地都通過這一模式有效緩解了“大班額”問題。

在“大班額”攻堅戰中，錢固然重要，有多少錢才能辦多大事。但是，如何分配更關鍵。江西弋陽等地并不是經濟發達地區，為什么能成功讓農村生源回流，化解“大班額”難題?這并不是因為弋陽的教育財政更加充裕，而是他們把錢用對了地方。

山西省年來處于經濟低位運行、爬坡過坎的艱難時期。“我們提出‘二流財政辦一流教育’，咬緊牙關、自加壓力、主動作為。”面對同行關切，山西省教育廳一名負責人表示，城鄉一體均衡發展是始終堅持的方向。

“真心為民，不在條件在作為。”山東省聊城市東昌府區委書記榮紅智在談及這一年來解決“大班額”問題時感慨道。

智慧加減法解“人”“地”“錢”難題

建新校、增教師，解決“大班額”的辦法其實并不復雜。但幾乎所有的決策者都面臨著3個問題：建設學校有沒有地、教育教學有沒有人、投資建設有沒有錢。

解決“大班額”問題，就像師生給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出的一張“考卷”。如何將這張“考卷”答好?

這一年，各地在困境中作答，用智慧做加減法，求解“人”“地”“錢”的難題。

在建設用地指標日益緊張的情況下，學校建設用地從哪里來?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要做智慧“加法”。

濟南市天橋區制錦市街小學是一所百年老校，多年前已無地可用，擴建幾無可能。三箭集團名下的一座具有獨立小院的職工宿舍樓，與學校僅一墻之隔。“要是給學校使用，能增加12個標準班、540個學位。”校長呂麗麗不知“碎碎念”了多少次。

山東提出解決“大班額”問題后，呂麗麗立即跟區教育局打了報告，隨后區委、區政府、區教育局共同與三箭集團協商，通過置換地塊的方式，將這座宿舍樓變成了制錦市街小學的教學場所。

這兩年，山東省在編制年度用地供應計劃時，新增用地指標、盤活的存量土地和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等節余指標優先用于解決“大班額”問題。老城區、已建成居住區、舊城改造和新區開發建設中，新增適齡兒童學位必須與新建住房統籌解決。

消除“大班額”也得做“減法”

山西省通過優化優質資源配置，緩解資源分布不均導致的“大班額”問題。山西推動各地積極探索名校辦分校、集團化辦學、城鄉一體化辦學、學區制管理、教育聯盟、校際聯盟等各項改革，努力縮小城鄉、區域、學校之間的差距，合理分流學生，避免學生過度集中在少數“熱點”學校。

“解決‘大班額’問題不能僅僅盯著某個具體現象采取一些具體的措施。”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褚宏啟表示，需要把農村學校發展滯后、留不住教師和學生，城鄉教育發展失衡等根源性問題解決好，從整體上改善教育生態，促進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