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這篇演講稿是中國當代著名作家劉醒龍在世界讀書日(4月23日)這天在武漢大學所作的關于閱讀的一次演講：一個民族的靈魂力量，希望大家都能愛上閱讀，愛上書籍，愛上知識。

　　世界讀書日前夕，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公布了第十一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結果， 2013年我國成年國民圖書閱讀率為57.8%，國民人均紙質圖書閱讀量為4.77本，均較2012年有所上升。

　　調查顯示，2013年我國成年國民人均每天讀書時長僅為13.43分鐘，比2012年的15.38分鐘減少了1.95分鐘;人均每天閱讀期刊時長為10.05分鐘，比2012年的13.19分鐘減少了3.14分鐘。

　　4月23日，“世界讀書日”當天，湖北省作協副主席、作家劉醒龍在武漢大學“文華講壇”開壇首講，從寫作者的角度去分享他對文字和閱讀的思考。香港文匯報特將劉醒龍老師部分演講內容整理如下，以饗讀者——

　　在生活當中，我們也許認為“朋友”這個詞是不靠譜的，是靠不住的，因為朋友是最容易發生背叛的。其實，最不準確的應該是“敵人”這個概念。

　　前幾年，上海市教育界在編寫語文課本時，將那篇著名的《狼牙山五壯士》刪去了，弄出一場很大的風波，但很少有人知道是，比“狼牙山五壯士”早三年零三個月的“陜軍八百壯士投河”的壯舉。

　　在武漢市漢口中山公園內至今還有一座受降碑，上面鐫刻的孫蔚如將軍親自撰寫的銘文：“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大將率二十一萬人簽降于此。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孫蔚如題。”

　　孫蔚如是西北軍領袖楊虎城的結拜兄弟。“西安事變”后，楊虎城被迫自我流放國外，臨行前，將自己苦心經營多年的西北軍交給了孫蔚如，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后，1938年3月，日軍牛島、川岸兩個師團，兵臨山西風陵渡。孫蔚如向蔣介石請戰，并向國民政府和陜西民眾盟誓：余將以血肉之軀報效國家，舍身家性命以拒日寇，誓與日寇血戰到底!但聞黃河水長嘯，不求馬革裹尸還。蔣介石批準了孫蔚如的請戰要求。1939年6月6日凌晨3時許，日軍兵分九路進攻孫蔚如所轄部隊主力177師所在的陌南鎮，很快就突破的第一道防線。177師只好退守鎮內。馳援的38軍途中遭到日軍的封鎖，戰至下午4時許，陌南鎮失守，177師全體官兵被日軍逼到了黃河岸邊。面對著日軍愈來愈小的包圍圈，突然40名機槍手排成一道墻，一聲令下，40名機槍手端起機槍殺向敵陣。自以為勝券在握的日軍，萬萬沒有想到177師會殺個回馬槍，一時亂了陣腳……177師殺出重圍，到中條山腹地休整數日，收攏散兵后再殺回陌南，粉碎日軍的掃蕩，成為史稱“六六戰役”中的一段“神話”。

　　然而，177師殺出黃河灘時，有兩支隊伍沒能跟上，他們是新兵團和工兵營。新兵團有一千多人，都是些十七歲左右的新兵。小戰士們在黃河灘上與日軍舍命拼殺，在犧牲二百多名弟兄后，八百多人被逼到河岸邊一百八十多米高的懸崖上。八百多名年輕的中國士兵站在高高的懸崖上，齊刷刷地跪在懸崖上，向著家鄉跪拜之后，一起跳進奔騰的黃河……

　　“生當做人杰，死亦為鬼雄。于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西楚霸王獨自刎頸于烏江，感動了整個中國歷史。狼牙山五壯士，同樣感動了幾代中國人。然而，黃河邊上的八百壯士卻少有人知道。

　　我一直想不通，當下的電視屏幕上，哪來那么多的“敵人”!而且這些“敵人”，除了帽子和制服不同，說話時某些名詞的不同，其余各個方面，再難找到明顯的區分。

　　二戰后期的《波茨坦公告》約定，在亞洲，美國、蘇聯、中國等戰勝國要對日本進行占領。1945年的3月，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陸軍總司令部就擬定了一個占領日本名古屋、京都、大阪和神戶的計劃。46年初，經過戰勝國之間的協商，決定由中國派一個陸軍師去占領日本名古屋。46年的2月份，當時的國民政府軍軍令部，下令調派當時駐扎在云南蒙自的榮譽二師(這是一個緬甸遠征軍中立下赫赫戰功的部隊)進軍名古屋。5月份，當時國內媒體做了大幅度的報道，這個部隊從越南的海防上船去往名古屋，在大海上航行的時候，突然接到蔣介石的命令，整體改變航向，前往蘇北地區，在蘇北起岸之后，直接投入到與陳毅統領的新四軍的民族內戰，短短十幾天時間便全軍覆滅。

　　歷史很吊詭，想想如果他們當初沒有改變航線，而是直奔名古屋，在名古屋駐扎下來，榮譽二師作為當時國民政府軍當中的王牌之師，不僅整個建制都可以保留下來，甚至有可能成為中華民族的某種象征，而對中國當代史的產生巨大的影響。

　　由八路軍和新四軍改編而成的華東野戰軍，正如“狼牙山五壯士”;而同屬國民政府軍的177師與榮譽二師，正如“陜軍八百壯士”。本來你我同是為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慷慨捐軀，一樣的英雄，一樣的壯士，到頭來卻“穿越”成兩敗俱傷的生死對手，這已經夠我們這些后來者扼腕嘆惜了，如果還要將他們描寫成你死我活的“敵人”，這樣的寫作者，就算不是無恥，最少也是無良和無知。

　　孟子曰：仁者無敵。這句極為簡單的話，是中國古典文學的主線。誰敢設想，如此重要的文化，如此常用的雅詞敬語，竟然沒有收入各種辭書。1978年出版的《現代漢語辭典》第1065頁，解釋了從“仁愛”到“仁至義盡”等各種與“仁”相關的詞語，卻缺失了“仁者無敵”。2002年出版的《現代漢語辭典》對此也沒有作任何變更。還有新版《辭海》、老版《辭海》、新版《辭源》、老版《辭源》，同樣如此。不要說日常工具書，就是專業的《古漢語辭典》、《四書五經大詞典》，一概沒有收錄。仁者之無敵，不是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獨霸天下孤獨求敗，不是殺人如麻，萬馬千軍中取人首級如探囊取物，不是三十六種的陽謀與陰謀，樣樣使得出神入化，而是仁者根本沒有敵人。

　　《圣天門口》中有句話：用人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人。用畜生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畜生。

　　人和動物不一樣，人是有精神境界的，離開了精神境界，只為物質而活著，人最終會被自己所毀滅。中國人為什么如此癡迷《紅樓夢》，就因為《紅樓夢》體現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最偉大的文化精神。《紅樓夢》里面有一段香菱學詩的描寫，十分精彩，除了是藝術上的點睛之筆，更是中國人文精神的精彩體現。

　　香菱學詩，不就找寶釵，非要求遠拜黛玉為師。是因為寶釵一開始就不贊成女孩子學詩，她自己能寫幾筆也是為了娛樂，并不當真。所以才總是勸告黛玉，不要因為書本而移了性情。寶釵愛詩是為了娛樂，黛玉卻是將詩與生命融為一體，她的《葬花詞》，每個字都是在抒寫自己。在寶釵那里，詩只是不同仄分別組合的一種語言技巧，黛玉卻說：“若是得了奇句子，連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什么是奇句子?當然是一般時候感悟不到的東西，就像我們能將日常生活過得行云流水，卻難于把握自身命運。黛玉是把詩當成能夠挑戰命運的另一種完全屬于自己的生命。

　　一個民族的文字必須表現這個民族的靈魂力量，假如認為靈魂無益，總有一天靈魂將不再維護我們。文學的選擇是不受任何利益驅使的。《紅樓夢》作為中華文化中最偉大的經典，哪怕把它讀上一萬遍，也休想讓銀行的取款機面對著你往外掉鈔票;去超市去買東西，收銀員照樣該收多少還是收多少。但是，我們就會因此說《紅樓夢》無意義么?!

　　有一個法官，剛退休就去找牧師懺悔，說自己年輕的時候因為沒有經驗，對法理知識運用的不嫻熟等等問題，錯把一個有罪的人當庭釋放。為此他一輩子都在懺悔。牧師就問他，后來見過這個人沒有。他說，因為愧疚，所以他對這個被錯放的罪犯一直十分關注，經常去他生活的地方看看，看他現在怎么樣，有沒有重新犯罪。牧師問，那他有沒有再犯罪呢?法官說，沒有。牧師又問，那他是不是一個好鄰居，鄰居對他的看法怎么樣?法官說，鄰居一致認為他是一個好人。牧師又問，那人成家了沒有?牧師說，那人不僅成家民，而且是一個好丈夫，好父親。牧師當即表示：“謝謝你，法官先生，你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因為你自認為的誤判，這個世界上少了一個罪犯，而添了一個好人”。

　　我十分喜歡這個故事，這個故事極其有文學性。而文學的意義也在于此。我想我們讀這個故事，對我們內心的情感，對我們內心的，甚至對我們的靈魂都有某種啟迪作用。每一個人終其一生，都會面對形形色色的許多人，但是任何時候，我們都沒有權利以戰爭、法律、條約和規定等各種借口粗暴地對待靈魂，法律也是有愛的。

　　我們這個時代，被稱為作家和藝術家的人越來越多。無論有多少種說法，無論因為文學之外的其他因素而引起多少風云際會，文學最根本的東西還是不能變的。

　　當我們聚在一起贊美文學時，我們應當明白，應當記住，在我們的肉身和心靈之外，無論在城市、鄉村，學校、家庭，有大量無聊的、粗俗的、寡廉鮮恥的、蠱惑人心的、可能使人變得惡毒、野蠻甚至是墮落的一種印刷品正在泛濫成災。

　　南京師大一位教授，暑假去中國經濟最發達的蘇南地區做一個村莊閱讀的調查。那天很晚的時候，他給我打電話說：“醒龍，告訴你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我正在這兒做一個村莊調查，今天剛剛把發出的問卷拿到手，我簡直是嚇壞了。這個村莊的所有人都在讀同一本雜志，除此之外什么都沒讀。”

　　如果我們的民族，我們的閱讀是靠這樣一本雜志來完成，試問，全世界將怎么看中國人?再往小處說，對一個人來說，如果其日常閱讀還是一些粗淺的、低端的文字，很難設想其未來人生境界會有多高。

　　對閱讀選擇的不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它甚至可以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單位、一個群體和一個人的文明的標志。對一般人來講，能夠判斷哪些書是壞書就夠了。一個走上健康道路的社會，必須有一批中堅階層選擇正確的閱讀，放下輕松娛樂的心情，尋找有深刻文明內涵的經典。

　　曹文軒教授說過的一段話：文學是有血統的，經典文學的血統是高貴的，但凡血統高貴的文學作品，內涵一定有跡可循，符合普世價值。

　　是否與那些具有高貴文學血統結緣關乎一個人，一個家族，一個社會的格調品味，關乎日常生活中友善的寬度和深度，以及婚姻、愛情的爛漫與純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