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古代公務員薪水：包拯年薪超過一州稅收

　　中國古代的“秩祿”制度，等級森嚴，不允僭越。秩是官秩，是官位的高低;祿是俸祿，是朝廷發給官吏的薪餉。

　　官秩品在秦漢時以谷物多少計算。西漢從萬石到佐史分為二十級，曹魏時以一品至九品定分為九級，南北朝逐漸改為正從九品十八級，隋唐沿襲南北朝的秩品等級，以后各朝也大抵如此。

　　漢代的官俸以谷物計算，最高秩萬石月俸350斛(一斛相當于14公斤)，最低秩月俸僅為3.6斛。兩者相差百倍。

　　唐代官俸有職田、祿米、錢貨。京官一品、外官二品授田12頃，京官八品、外官九品授田2頃50畝。武德初年，正一品祿米700石，從九品祿米50石。貞觀時一品官月俸錢6800文，九品官為1300文。唐后期，俸祿厚外官、薄京官。

　　宋朝百官的俸祿在歷代封建王朝中最為優厚，月薪餉最高達400貫(一貫為千文)，是漢代的10倍，清代的2至6倍。除俸錢外，還有祿米，宋朝大小官員錦衣美食，生活奢華。

　　正一品官，月領祿米150石，俸錢12萬文，外加每年綾20匹，羅1匹，綿50兩; 從九品官，月祿米5石，俸錢8000文，外加每年綿12兩。 除以上薪餉外，各種福利補貼名目繁多，計有茶酒錢、廚料錢、薪炭錢、馬料錢，等等。官員家中役使的仆人衣食及工錢也由政府“埋單”。

　　宋代公用錢借貸利息與職田的收入，除由部門長官支用外，大部分進了部門“小金庫”，隔三差五發放給官吏們，成為收入的一部分。官員出差或赴任時，可以憑朝廷發的“給卷”在地方上白吃白住，甚至領用糧食衣服等。

　　宋朝還設立“祠祿之制”，德高望重的高級官員進行定期療養，一切費用均由國家承擔。宋朝的不少官員能領取兩份薪餉，名曰“職錢”。

　　優厚的待遇，使宋代官員很少有自愿致仕(退休)的，有的為延長任職期限，竟改動年齡。因此，朝廷只好強迫官員致仕，對年滿七十的老官僚，不予考課，不給升遷。官員致仕時，往往給予加官晉級，類似當今公務員(微博)的“即提即退”。宰相級的官員致仕后，仍可參議朝政做“高級顧問”。官員自動致仕的，其子孫可以“蔭補”一定的官職，致使“官二代”從政者眾多。

白居易月薪一萬五 生活清閑自在

　　約在唐德宗貞元年間(785—805年)，白居易為校書郎時，他在詩歌中寫道：“幸逢太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難大用，典校在秘書。……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馀。……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不久，白居易便升左拾遺，工資跟著增加了一倍，“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

　　史載唐寶歷元年(公元825年)，54歲的白居易任蘇州刺史，不知是因為蘇州是江南頭等富庶地方，還是白居易資力比較老了，反正那時候他的工資已經比較的豐厚了。“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

　　白居易為賓客分司時，曰：“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月。”“嵩洛供云水，朝廷乞俸錢。”“老宜官冷靜，貧賴俸優饒。”“官優有祿料，職散無羈縻。”“官銜依口得，俸祿逐身來。”

　　隨后，白居易調進中央政權機關，為太子賓客，分司洛陽時，工資已是他剛做官時的十倍。“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月”。接著，升為太子少傅，工資漲到了頂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而且還相當清閑自在，很是令人羨慕。連蘇軾也表示艷羨：“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

　　到晚年，白居易退居林下，回到洛陽履道里的大宅子頤養天年，還可以領到一半的養老金，“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余。”，“壽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

　　《白公說俸祿》還記載：兼京兆戶曹，曰：“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囷。”貶江州司馬，曰：“散員足庇身，薄俸可資家。”壁記曰：“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罷杭州刺史，曰：“三年請祿俸，頗有余衣食。”“移家入新宅，罷郡有余資。”

　　從白居易的詩里，我們可以大約地了解到唐朝時做官人拿的工資是多少，不過白居易個別詩詞里自說俸錢亦有誤。如白居易有送陜州王司馬建赴任詩云：“公事忙閑同少尹，料錢多少敵尚書。”白居易當時與王司馬同級，五品官。一司馬，俸錢怎能敵尚書?他貶到江州不久，即寫信給元微之，略云：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無睡，引筆鋪紙，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雜為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信內言月俸四五萬，這才是老實話。唐代官制，司馬薪級約略如此。至于尚書官俸，唐制為一百貫文，即十萬也。司馬僅為五十貫文，即五萬，差一半，怎可敵尚書﹖可能是白居易當時的夸大之詞。不過這個按照唐時一文銅錢約折合后世人民幣三毛計算，月俸四五萬相當于人民幣12000至15000左右。

王安石月薪九萬 超出明朝宰相收入5倍

　　王安石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王安石受命危難之時，立志通過改革，“均天下之財，使百姓無貧”，開始大力推行改革。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因此，王安石被罷相。后來，王安石與宋神宗又產生分歧，最終，王安石于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

　　在宋時，宰輔去職，或調任，或罷免，或致仕，或去世，只要不是被貶謫的，朝廷都有格外恩典，以示優厚大臣。王安石便帶個外任的職銜，到那地方資祿養老。那么，曾身為宰相的王安石此時的養老金是怎樣的呢?

　　宋朝的宰相一旦離任，給予這些曾經的國家重臣最通常的賞賜是進官加職。據《宋史?王安石列傳》，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于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為吏部尚書。

　　王安石進的“職”是觀文殿大學士。宋代官制，官、職、差遣分離，“職以待文學之選”。殿學士指諸殿大學士、學士，包括觀文殿、資政殿、端明殿、保和殿，以及曾置而改名的文明殿、紫宸殿、延康殿、宣和殿等的大學士和學士，都是職名。

　　各“殿學士”為宋朝最高級職名。《宋會要?職官》稱，朝廷設此，特用以恩寵離任的宰相和執政，“學士之職，資望極峻，無吏守。無職掌，惟出入待從備顧問而已”。《通考?職官考八》說：“觀文殿大學士，非曾為宰相不除;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及學士，并以寵輔臣之位者;端明殿學士，惟學士之久次者始除。”

　　宰相的進官加職，有一個演變過程，其趨勢是越來越豐厚。《宋史職官志》里列有宋朝各級官職的俸祿。其中，資政殿大學士的“工資”是：“料錢、衣賜隨本官。”端明殿學士的“工資”為：“貼職錢五十貫，米麥二十石，添支米三石，面五石，萬字茶二斤，春、冬綾五匹，絹一十七匹。羅一匹，冬綿五十兩。”因為王安石的觀文殿大學士是諸學士之首、從二品，他所得也比較豐厚，王安石的養老金是：料錢、衣賜隨本官。

　　衣賜，相當于服裝補貼，是俸祿的一部分;宋神宗改革官制，分別階官和職事官，用階官定俸祿，階官的俸祿稱為“料錢”。宋代中、上級官員的待遇一般比較優厚，本官月俸給1/3錢，2/3實物。外任地方官還配給職田，自三四十頃至一二頃不等。宋神宗后，一些下臺的或勢將下臺的官員有的還被授予或自請擔任宮觀官、監岳廟等閑官，坐領“祠祿”。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官員首次大幅度加薪，仁宗嘉祐年間正式制定“祿令”，宰相、樞密使月俸三百貫，有人據當時每石米價約六七百文到一貫文折算，得出宰相的月薪幾90000元人民幣。

　　至于林林總總的福利，如祿粟月一百石，春、冬衣共賜綾四十匹、絹六十匹，冬綿一百兩，隨身傔人的衣糧七十人，每月給薪一千二百束，每年給炭一千六百秤、鹽七石。

　　有一種說法認為，宋朝宰相的官方收入大約至少是明朝宰相首輔的五倍以上。據此，宋的宰相離任之后也可有著豐裕的生活。如王安石辭官后就閑居“半山園”，追求精雅的山水閑情生活過得輕松愜意。

包拯年薪：高于一個州每年上繳的稅收

　　包拯年薪最高的時候，應該是在臨終前，他既是樞密副使，又是朝散大夫、給事中、上輕車都尉，同時還被封為東海郡開國侯，官品和爵位之高僅次于當朝宰相，所以這時候肯定是他一生中拿工資最高的時候。

　　包拯“倒坐南衙開封府”時，頭上戴有三頂帽子，即龍圖閣直學士、尚書省右司郎中、權知開封府事。按宋仁宗嘉佑年間頒布的公務員薪水法規《嘉佑祿令》，包拯作為龍圖閣直學士，每年有1656貫的貨幣收入，還有10匹綾、34匹絹、2匹羅和100兩綿的實物收入。

　　按《宋史?職官志》，包拯在開封府做第一把手，每月有30石月糧，其中包括15石米、15石麥。此外每月還有20捆(每捆13斤)柴禾、40捆干草、1500貫“公使錢”。

　　另外，作為外任藩府的高級地方官，朝廷劃撥給包拯20頃職田，也就是2000畝耕地，允許他每年收租，并且無需納糧。這2000畝耕地按每畝租米一石估算，每年也有2000石米的進項。再查《嘉佑祿令》，權知開封府事每月還有100貫的添支，每年冬天又發給15秤(每秤15斤)的木炭。

　　總計包拯一年的各項收入：20856貫銅錢、2180石大米、180石小麥、10匹綾、34匹絹、2匹羅、100兩綿、15秤木炭、240捆柴禾、480捆干草。

　　宋真宗熙寧二年，開封米價400文一石，麥價300文一石。宋仁宗嘉佑四年，官定綾價1600文一匹。宋真宗咸年間，開封每匹絹最低1200文。宋徽宗宣和年間，每匹羅定價4000文。宋仁宗天圣七年，官府規定每兩綿不得超過85文。宋真宗時某年冬天，官府出售木炭，每秤售價100文。宋仁宗后期，官府收購柴禾，每捆定價50文。宋仁宗寶元二年，開封干草最低19文一捆。

　　以上是史料中出現的距包拯任職開封府時間較的物價數據。利用這組物價數據，我們可以把包拯每年的各項實物收入都換成錢，加起來大致是1022貫，加上20856貫貨幣收入，總共是21878貫。這就是包拯任職開封府時的年薪。按當時400文銅錢的購買力和現在250元人民幣的購買力是相仿的，21878貫銅錢合計1367萬元。

　　據宋徽宗時淮南轉運使張根說，他掌管淮南20個州，每年上繳中央的財稅有30萬貫，均一個州繳稅才1.5萬貫。包拯兩萬貫以上的年薪，比人家一個州每年上繳的稅收還要多。這個結論有點兒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