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日漸固化的特殊利益團體，央企本身面臨的系統性改革道阻且長。

　　長期以來在中國經濟棋局(某種意義上還涉及政治棋局)中擁有獨特地位的央企及其主要負責人，如今正處于全局性深層改革的時間當口。盡管改革的路徑注定復雜且微妙，但央企改革的下一步顯然值得市場與民眾期待。

　　就改革的視角而言，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8月18日部署央企主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以及11天后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的該項方案，或許未必能夠立刻產生綱舉目張的作用，卻是這些年來有關央企改革的系列動作中最具指標意義的舉措。因為改革目標直指央企負責人的薪酬，明確要求對不合理的偏高、過高收入進行調整，要合理確定并嚴格規范央企負責人履職待遇與業務支出。要將央企主任負責人的薪酬削減到現有薪酬的30%左右，削減后年薪不超過60萬元人民幣。

　　正如媒體普遍指出的，本次薪酬制度改革，觸動利益最大的群體當屬金融央企的主要負責人。尤其是以四大行為代表的國有金融機構，其董事長、行長的薪酬將因此每年減少100萬元左右。盡管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家央企負責人公開抵制該項改革方案，市場上聽到的都是堅決擁護之類的表態。但對那些長期躺在床上數錢的大銀行及其負責人來說，制度的執行意味著割肉的開始，若有頗多不悅也是很自然的邏輯延伸。預計后續將要對以往缺乏有效監管的央企職務消費進行嚴格規范與管控，如此一來，央企負責人薪酬與福利的可能性邊界受到相應約束應當沒有太多懸念。

　　筆者曾經說過，央企既非魔鬼，亦非天使;無需妖魔，亦毋盲崇。本質而言，央企作為市場主體，其行為邊界當然不能超越市場賦予的界限，更不能成為擁有特殊配置權力的行為主體。不過，作為中國經濟的頂梁柱，長期以來，央企又承擔著某些特殊使命，是中國作為大國的經濟基石。沒有人否認它們是經濟建設的重要依靠，也沒有人否認它們是中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重量級依托。尤其是關鍵時刻的經濟穩定與社會發展，更離不開央企的傾力支持與配合。可以說，正是由于在中國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中承擔著特殊使命，才使得央企的行為觸角日漸滲透到中國的幾乎每一個角落，成為中國政經舞臺上的特殊角色群體。

　　而對央企的主要負責人而言，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企業家。一方面，他們是中組部管理的干部，一般均參照副部級干部來管理，并享受相應的政治待遇;另一方面，他們又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長或者總經理(行長)，是市場化機制安排下的高級管理人員，拿著數十萬、上百萬乃至數百萬的年薪，一般也難以厚非。于是，形成了薪酬市場化、職務身份政治化的現象，導致央企負責人從容游走于市場與政府之間，商而優則仕，若仕不優則商。實際上是模糊了企業與政府的邊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央企負責人這一有著特殊制度安排與利益訴求的群體，他們不僅在資源配置上擁有特殊權力，亦在政經兩界形成盤根錯節的影響力，極易滋生腐敗，低成本、高收益、高副作用的權錢交易屢見不鮮，時至今日業已成為中國深層次改革的阻力。

　　從這個角度來說，決策層將央企負責人薪酬制度作為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必要且及時。就改革的中長期目標而言，將央企還原為普通市場主體是必要的改革步驟。而從尊重市場規律的角度，從鍛造世界級企業的高度出發，政府在切斷與央企之間不合理利益臍帶的同時，也要賦予央企作為市場主體應有的商業空間，使其真正獲得內生的競爭優勢。

　　無疑，一個具備合理的股權結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的真正適應市場化的央企，在嚴厲的監管制度下不僅可以有效履行作為重要市場主體所應發揮的社會職能，還可以成為國際頂級企業所敬畏的競爭對手和合作伙伴。

　　作者：章玉貴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金融創新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