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工資應當如何“上漲”?

　　公務員工資究竟應如何“上漲”，這種“上漲”與納稅人負擔如何保持合理衡，又與“政府過緊日子”的理念如何充分兼容，顯然又需要進一步認真推敲斟酌。

　　公務員工資上漲應優先側重于那些直接與民眾打交道的基層一線公務員，應與包括“三公”在內的職務消費的“只減不增”甚至大幅“下降”掛鉤，還應與財政供養人員的“只減不增”密切掛鉤。

　　“從今年開始公務員工資將逐步進入上漲周期”，針對收入分配改革問題，財政部研究員張鵬日前表示，“收入分配改革則是當前最根本性的改革。

　　工資收入尤其是公務員工資問題，總是一個很容易牽動人心的話題。這不僅因為工資收入觸及的是一個最為基礎性的民生問題，同時也因為，對于廣大社會公眾來說，“公務員工資”實際上具有某種雙重性：不僅涉及一般的社會收入初次分配問題，而且也密切關乎政府公共財政上的二次分配問題。這意味著，面對公務員工資上漲問題，社會公眾其實也有雙重身份，既是旁觀的羨慕者，也是有權參與的監督者，因為他們不僅是與公務員一樣的勞動者，更是養活公務員的納稅人。

　　站在“公務員也是勞動者”角度，對公務員工資進行適當的調整上漲，當然完全沒有問題。這不僅是整個收入分配改革的必要組成部分，也是《公務員法》的既有要求，依據該法，“國家建立公務員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

　　公務員工資究竟應如何“上漲”，這種“上漲”與納稅人負擔如何保持合理衡，又與“政府過緊日子”的理念如何充分兼容，顯然又需要進一步認真推敲斟酌。結合目前我國公務員工資收入分配，以及政府財政供養狀況，筆者以為，以下幾點或許至關重要。

　　其一，在內部的分配結構上，公務員工資上漲應主要優先側重于那些直接與民眾打交道的基層一線公務員，尤其是那些長期在艱苦崗位、行政級別很低、屬于“非領導”序列的普通基層一線公務員。長期以來，囿于高度官本位的分配體制，基層公務員實際上一直普遍存在著付出與待遇不相稱，“壓力大、收入低”的問題。因此，公務員工資上漲不應是簡單均的“普漲”，而必須更有現實針對性。

　　其二，公務員工資上漲，應同時與包括“三公”在內的職務消費的“只減不增”甚至大幅“下降”，密切掛鉤結合起來。當前一些領導干部級別公務員在“職務消費”方面究竟存在怎樣驚人的“黑洞”，最媒體的相關報道無疑已提供了大量鮮活的例證，如“一個地市級副職每年職務消費40萬甚至100萬元以上”、“配三輛公車”……顯然，如果能首先將如此奢侈鋪張的職務消費“黑洞”有效堵住，從中節省行政成本，既能為公務員工資上漲提供資金來源，也不會額外增加財政支出。這誠如原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曾指出的：“如果我們緊一緊、省一省，作風方面稍微改進一下，一年省幾千億元不成問題。”

　　其三，公務員工資上漲，還應與財政供養人員的“只減不增”密切掛鉤，也即，盡可能地通過精簡機構、裁汰冗員的“減員增效”而不是簡單增加財政開支的方式，來實現公務員工資待遇的提升。盡管我國編制內公務員總量并不算多，但是“財政供養”意義上的公職人員數量卻極為龐大，不僅包括千萬計的事業編制人員，還包括數量同樣驚人的大量編外“臨時工”，如人們熟悉的協管、協警等。如果這些臨時工也能有所精簡，如按人社部最提出的“臨時工比例禁超10%”要求裁員，勢必同樣極大減輕財政負擔，并為公務員工資上漲提供資金，既能增加對公務員的激勵，又能充分彰顯“政府過緊日子”理念、不加重納稅人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