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公務員紅包：靠承諾不如靠法治

　　23日從四川省成都市紀委監察局獲悉，成都市下發了《關于開展領導干部收受紅包禮金問題專項整治實施方案》，從即日起至12月底，成都將集中整治領導干部收受紅包禮金問題;12月5日前，所有領導干部都將公開承諾“拒收不送紅包禮金”。(11月24日《華西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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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收紅包需要立法先行

　　一個眾所周知的常識是，公務員(微博)一承諾不收紅包了，就真的能還一個干凈的官場嗎?顯然不可能。一則，公務員自己不收紅包了，自己的老婆、孩子還是可以收吧?而類似的新聞并不鮮見，這必然會消解承諾的善意;二則，運動式的清理公務員收紅包，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如重慶市集中整治紅包，全市公務人員上交“紅包”5500多萬元;到了，重慶市再次進行整治，公務員主動上交“紅包”6576.3萬元。由此可見，運動式的整治，其現實價值不甚理想。

　　以此次成都市的整治方案來看，雖有亮點，如將查網絡電子錢包，這是為了防止“收紅包”方式的轉變;但此次整治亦有不少軟肋，如收取紅包者，最多就是公開曝光、內部通報等處罰，這樣的懲戒，顯然難以形成足夠的震懾力，也不可能真正約束住公務員收紅包的“手”。

　　就規范紅包而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為紅包是一個極具的東西，我們完全可以學習香港、臺灣地區的成功經驗。以臺灣地區為例，就通過了“不違背職務行為行賄罪”，不僅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收賄者，訂有罰則;向公務員送紅包的民眾、廠商也要承擔刑事責任。再如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民眾向政府人員送紅包是很常見的，但在七十年代廉政公署成立后，這樣的行為便漸漸消失了。

　　從這些經驗來看，承諾要靠得住，要法律法規做什么?因而，禁公務員收紅包，靠承諾不如靠法治。畢竟，給公務員送紅包的背后，難免有利益兌換，也難免有貪腐的嫌疑。那對于任何的收紅包行為，不妨以受賄罪處理;對于任何送紅包的行為，也可以行賄罪處理，同時，也可讓專門的機構進行監督管理。自然，要達到這樣的良性狀況，還需立法先行，讓一切成為制度設置的“標配”。

龍敏飛

建議

要形成不敢腐的高壓陣勢

　　應該說，成都《關于開展領導干部收受紅包禮金問題專項整治實施方案》，通過加強教育引導、全面自查自糾、公開書面承諾、加強監督檢查、查處典型案件、注重源頭治理等方式，提前預防，專項整治，狠剎領導干部接受和贈送紅包禮金歪風，切實規范領導干部從政行為，不僅很有必要，而且也是對腐敗“零容忍”的表現。

　　但筆者認為，只曝光收紅包還不能對腐敗行為形成足夠的震懾作用。不僅如此，所謂的公開承諾“拒收不送紅包禮金”，也有點類似“廉潔操”的味道。

　　不是說他們對懲治收受紅包措施不力，而是認為“曝光”與“收受禮金”入罪相比，有避重就輕，高舉起輕落下的意思。據9月28日京華時報，刑法修正案(九)擬定新罪名“收受禮金罪”，以解決向官員進行情感投資的定罪問題。

　　雖然“擬定”，但它對我們所釋放出的信號是，不能簡單地認為干部“收受紅包”是“禮尚往來”，“收禮”即預示著“受賄”，是一種腐敗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個人受賄數額不滿5千元，情節較重的，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

　　“收受紅包”罪與非罪，不僅是反腐新形勢的需要，是與時俱進的表現，更是從嚴治黨，從嚴治吏的表現，它彰顯了我黨對腐敗的“零容忍”，是蒼蠅老虎一起打的深入與繼續，是建設廉潔政府形象的細化，是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機制的需要。

　　筆者認為，“收受紅包”罪與非罪孰輕孰重對比明顯，只曝光，接下來沒有具體的處罰措施，顯然對收受紅包還不足以構成震懾，建議除了對收受紅包曝光外，還應該用“重典”，才能形成不敢腐的高壓陣勢。

　　韓玉印

提醒

查紅包別追求轟動效應

　　應該說，成都整治領導干部收“紅包”有諸多亮點：關注到網絡“紅包”，將查網絡電子錢包;領導干部父母、配偶、子女等家庭成員及身邊工作人員違反規定接受紅包禮金，將追究該領導干部的責任;每周都對整治進展進行通報。對查處的領導干部收送紅包禮金典型案件，將點名道姓進行內部通報，或在“廉潔成都”網站公開曝光……這些整治措施是以前很少有的，整治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然而，我們也不難發現，整治“紅包”仍然留有“死角”，這讓人覺得挺遺憾的。

　　其一，整治“紅包”依然透著“官本位”，這次整治對象為副科以上的領導干部，這些領導干部有收“紅包”現象，但級別低一點的難道就不會收“紅包”，只要手中有權力，就有可能收“紅包”，也應該納入整治范圍;其二，整治“紅包”仍然使用“自查自糾”的方式，這種方式太老套，實踐也證明沒有多少作用;其三，整治“紅包”有時間限制，這次整治“紅包”是到12月底，是否明年就不整治了，就可以收“紅包”了?整治“紅包”應該是沒有時間限制的;其四，整治“紅包”不能限于“運動式”整治，應該是常態化的。在整治階段，領導干部可以不收，但等過了元旦，就有可能會加倍瘋狂地收;其五，整治“紅包”并沒有充分發動群眾監督力量。雖然這次整治“紅包”通過“廉潔成都”網絡政務臺、“12388”、“85111111”舉報電話，及時受理群眾舉報，但如果實施有獎舉報措施，則效果會更好;其六，整治“紅包”仍然是在事先大張旗鼓，大敲警鐘。很是懷疑，如此整治，難道還有領導干部會收“紅包”嗎?

　　整治“紅包”應“不留死角”，應靜悄悄地進行，應真刀真槍，更重要的是常態化。如此整治“紅包”，才會讓領導干部不敢收“紅包”。否則，效果堪憂。

王軍榮

評判

必須鏟除紅包文化

　　收紅包由來已久，已由官員傳染到教師、醫生等職業。雖然人們痛恨收紅包的，可是人們卻又身體力行去送紅包，恐怕這也是中國所特有的現象。現在成都市專門出臺了《關于開展領導干部收受紅包禮金問題專項整治實施方案》，明確了不能拒收紅包的上交時間，也強調了對查處的領導干部收送紅包禮金典型案件，將點名道姓進行內部通報或在“廉潔成都”網站公開曝光，彰顯了成都市整治紅包的態度和決心。可是人們送紅包尤其是逢年過節給領導干部送紅包，并非是要求領導辦事，只是出于心中的感謝或隨波逐流或儲備感情以備不時之需，當然也不排除個別人借機進行大肆行賄，但這畢竟都是少數。

　　千百年來，我國被稱為禮儀之邦。俗話說：“來而不往非禮也。”領導給予了關照和支持，我就應該有所表示;我給予他人關照和支持，有所得也是應該的。人們之所以熱衷于贈送和收受紅包，就是因為紅包被賦予了文化內涵，人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贈送和收受紅包。可以說這是給領導干部送紅包的文化基礎。也正因為此盡管中央三令五申禁止領導干部收受紅包、禮金，各地各級也都采取了集中治理或清理，可是紅包如野草一樣春風吹又生。所以，要走出整治收送紅包的怪圈，就鏟除紅包文化這一基礎。為此，一方面，要加強干部和服務行業工作人員宗旨觀念教育、核心價值觀教育等進行“洗腦”，對他人進行支持和關照是職責使然。使他們從內心深處樹立拒收紅包的理由;另一方面，要加快“禮金入刑”的步伐，徹底顛覆人們內心深處“收吧收吧紅包不是罪”的陳舊觀念，讓收紅包者付出代價。

　　李方向

　　三言兩語

　　領導收紅包，不管有什么樣的說辭，都有可能變成以權謀私，由此，必須杜絕，而不能以人情論。

　　—周益明

　　有承諾總比沒有承諾強。

　　—謝暉

　　“紅包”就是腐敗，腐敗光靠承諾杜絕，杜絕得了嗎?

　　—王大雷

　　“承諾書”充滿了善意初衷，可也僅限于此，不能起到任何效果，唯一的辦法，只有靠法律。

　　—張晶晶

　　所謂公開承諾，和作秀有啥區別呢?

　　—張軍

　　要讓法律法規變得更加具有可操作性，要加強監管，不能光做這種沒有任何實際效力的表面文章。

　　—楊軍可

　　黨員干部利用節日收受紅包，并非“禮尚往來”這么簡單，它是“不正之風”，是滋生腐敗的“溫床”。

　　—胡煒

　　起碼體現了政府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進行到底的決心。

　　—馬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