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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大以來，聚精會神抓黨的建設，特別是以猛藥去疴、重典治亂之決心狠剎“四風”，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之勇氣狠抓反腐敗斗爭，使黨的精神面貌和政治生態為之一新。前不久又提出全面從嚴治黨，一場黨的自我凈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新的黨建浪潮正在掀起。在“從嚴治黨”之前冠以“全面”一詞，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尚屬首次；把全面從嚴治黨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一起，作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三大戰略舉措之一，合稱“四個全面”，使之相輔相成，協調推進，更是具有極其重大的新的現實意義。

關于黨的建設的學說，馬克思、恩格斯雖然講得不多，但是對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必要性和建黨原則，黨的性質、宗旨、綱領和歷史使命等重大問題都有所闡發。尤其是作為國際共運第一個黨綱的《共產黨宣言》，把無產階級政黨稱為共產黨，并對它的先進性作了經典式說明。而要建立和建設這樣先進的革命的共產黨，一切方面都要從嚴，是題中應有之義。

列寧在馬、恩的基礎上構建了完整的建黨學說，其中一個極重要內容是黨執政以后如何保持先進性、純潔性，防止腐化變質。他曾經說過：執政黨是加入之后就能掌權的黨，黨不能敞開大門而只能讓有覺悟的真正忠于共產主義的人留在黨內，清洗那些一心想從執政黨黨員的地位“撈到”好處而不愿為共產主義忘我工作勇挑重擔的人；對于執政的共產黨來說，最嚴重最可怕的危險之一就是脫離群眾；我們內部最可惡的敵人就是官僚主義，如果有什么東西能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自己不敗壞自己，那就誰也敗壞不了它；黨的任務與其說是擴大黨的規模，不如說是提高黨員的質量；我們要維護黨的堅定性、徹底性和純潔性，應當努力把黨員的稱號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列寧還特別痛恨共產黨員搞經濟犯罪，多次給寫信表達嚴懲腐敗的決心。俄共正是據此曾不止一次地重新登記黨員，實行清黨，純潔黨的隊伍。

毛澤東從中國的特殊國情黨情出發，于1939年指出要把黨建設成為“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確定了黨的建設總目標，把它稱為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在延安時期，他提出“只能依照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面貌改造黨”，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斗爭，解決相當一部分黨員入黨問題，正式確立了建黨的原則。在1945年的七大上，他首次概括了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自我批評三大作風。他在1949年3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要求全黨勝利后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提出“兩個務必”著名論斷。建國后他又根據執政黨的新特點新任務，嚴肅告誡“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和產生“既得利益集團”，提出防止和演變的重大戰略。

鄧小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條件下把黨建的意義提到新的高度。1980年，他說“文化大革命”對我們黨的損害極大，現在我們黨在人民當中的威信不如過去了；堅持黨的領導必須改善黨的領導，現在面臨的迫切問題是恢復黨的戰斗力。為此，首先要解決新老黨員要合格的問題，同時改善黨的領導工作狀況和領導制度，嚴格維護黨的紀律，極大地加強紀律性。1982年，他針對改革開放以后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搞經濟犯罪的嚴酷事實，指出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1986年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經濟建設這一手我們搞得相當有成績，“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1989年6月16日，即國內政治風波過后不久，他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對我們來說，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高層的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新的領導要首先抓這個問題。“常委會的同志要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他在1992年春的南方談話中，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作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說到底，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不出事”的重大論斷。這既是對發生政治風波嚴重教訓的徹底反思，也是對黨和國家一直在迂回曲折中艱難前行的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

由上可見，列寧、毛澤東、鄧小建黨的核心要義，就是以從嚴治黨來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否則黨就不可能取得勝利，勝利了也會因腐化變質而喪失執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