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遵義會議內容

事實上確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后來在長征途中的扎西會議上通過。

陳云手稿記載的遵義會議作出的五條決定：

（1）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3）常委中再進行分工；

（4）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5）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

二、遵義會議《決議》主要內容

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根據多數人的意見，決定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這個決議起草后于“1935年2月8日政治局會議通過”，2月16日中央油印印發了這個決議。

《決議》否定了博古的報告，認為基本上是錯誤的。《決議》列舉大量事實，說明紅軍在主觀上、客觀上均具備粉碎第五次“圍剿”的條件，明確指出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在敵人采用“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的情況下，我們的戰略戰術應該是決戰防御(即攻勢防御)，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中有把握地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以粉碎敵人。然而。我們卻以專守防御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并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以分散兵力的作戰方針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戰方針，違背了我軍戰略上持久，戰術上速決的基本原則。放棄誘敵深入的方針，而搞“御敵于國門之外”，結果造成嚴重損失，使紅軍不得不退出中央蘇區根據地。

《決議》指出，政治上，“左”傾機會主義者提出“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沒有利用敵人內部的第一矛盾沖突，拒絕援助福建事變，喪失了打破“圍剿”的良機。

《決議》指出，在戰略轉變和實行突圍問題上，“左”傾機會主義者同樣犯了原則錯誤。“在蘇區內同敵人拼命抗戰、大量消耗紅軍的有生力量。退出蘇區變成了一種恐慌失措的逃跑的與搬家式的行動。在干部中群眾中關于這種戰略轉變沒有解釋，組織龐大的后方機關使行軍作戰受到困難，使所有的部隊變成掩護隊。

《決議》指出，在領導作風上，“華夫同志惡劣的領導方式”，在軍委內造成了不正常現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評糾正、反而支持。他們的錯誤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決議》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的軍事路線，重新肯定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要求紅軍迅速完成從陣地戰到運動戰的轉變，靈活機動地運用戰略戰術，為創建新的根據地而斗爭。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一致決定改變黎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改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

遵義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是李德、博古、周恩來3人，而李德、博古負主要責任。

三、遵義會議意義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在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把黨的路線轉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上來。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的黨走上成熟的黨的標志。從此，中國革命就在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