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們可以說野蠻人并不是邪惡的，正因為他們不知道什么是善；因為防止他們作惡的既不是知識的發達，也不是法律的限制，而只是感情的靜與對罪惡的無知。

2、治理社會就應當完全根據這種共同的利益。人們總是愿意自己幸福，但人們并不總是能看清楚幸福。

3、的自由要遠遠優越于自然的自由；因此，產生了自由的狀態，乃是人類一切狀態中最完美的狀態，而且確切地說，還是人類最自然的狀態。

4、既然任何人對于自己的同類都沒有任何天然的權威，既然強力并不能產生任何權利，于是便只剩下來約定才可以成為人間一切合法權威的基礎。

5、奴隸們在鎖鏈中失去了每一樣東西，包括擺脫鎖鏈的愿望。他們愛他們自己的奴役狀態，就像牲畜愛他們所處的環境一樣。

6、每個人都生而自由、等，他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才會轉讓自己的自由。全部的區別就在于：在家庭里，父子之愛就足以報償父親對孩子的關懷了；但是在國家之中，首領對于他的人民既沒有這種愛，于是發號施令的樂趣就取而代之。

7、人性的首要法則，是要維護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關懷，是對于其自身所應有的關懷；而且，一個人一旦達到有理智的年齡，可以自行判斷維護自己生存的適當方法時，他就從這時候起成為自己的主人。

8、法律是體的唯一動力，體只能是由于法律而行動并為人所感到；沒有法律，已經形成的國家就只不過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它雖然存在但不能行動。因為每個人都順從公意，這還不夠；為了遵遁公意，就必須認識公意。于是就出現了法律的必要性。

9、我之所以說法律的對象永遠是普遍性的，是因為法律考慮的是臣民的共同體和抽象的行為，而不是個別人和個別的行為。所以，法律可以規定各種特權，但是卻不能把這種特權明確賦予任何一個人；法律可以把公民劃分為若干等級，甚至規定各個等級的資格和權利，但是卻不能規定個人是屬于哪個等級的；法律可以確立一種王朝和一種世襲的繼承制，但是卻不能選定國王和王室。總之，立法權利中沒有與個別對象有關的職能。

10、如果說強大的統治者造就了最初的奴隸，而奴隸自己的怯懦永遠使他們當奴隸。

11、即使是最強者也決不會強得足以永遠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強力轉化為權利，把服從轉化為義務。由此就出現了最強者的權利。強力是一種物理的力量，我看不出強力的作用可以產生什么道德。

12、我說法律的對象永遠是普遍性的，我的意思是指法律只考慮臣民的共同體以及抽象的行為，而絕不考慮個別的人以及個別的行為。我們無須再問應該由誰來制訂法律，因為法律乃是公意的行為；我們既無須問君主是否超乎法律之上，因為君主也是國家的成員；也無須問法律是否會不公正，因為沒有人會對自己本人不公正。

13、亞里士多德早在他們之前也曾說過，人根本不是天然等的，而是有些人天生是作奴隸的，另一些人天生是來統治的。亞里士多德是對的，然而他卻倒果為因了。凡是生于奴隸制度之下的人，都是生來作奴隸的；這是再確鑿不過的了。

14、要認可對于某塊土地的最初占有者的權利，就必須具備下列的條件：首先，這塊土地還不曾有人居住；其次，人們只能占有為維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數量；第三，人們之占有這塊土地不能憑一種空洞的儀式，而是要憑勞動與耕耘，這是在缺乏法理根據時，所有權能受到別人尊重的唯一標志。

15、強力并不意味著權利，而只有合法的權力才能產生義務。

16、如果主權者對一個臣民的要求比另一個臣民多的話，事情就變成個別的，他的權力也就不再湊效了。

17、學的大問題，是找到一種將法律置于人之上的形式，這個問題之難，可以與幾何學中將圓變方的問題相媲美。

18、賦予了體以生命和生存的權力，現在我們需要讓立法來賦予它行動和意志。因為體得以形成與結合的行為，并不能決定體為了維持自己的存在還應該做的事情。

19、對強力的屈服，只是一種必要的行為，而不是一種意志的選擇，它頂多也不過是一種聰明的行為！

20、既然面對同類時任何人都沒有天生的權威，既然強力無法產生任何權利，那么人間一切合法權威的基礎就只剩下契約了。

21、國王遠不能供養他的臣民，反而只能是從臣民那里取得他自身的生活供養；用拉伯雷的話來說，國王一無所有也是活不成的。難道臣民在奉送自己人身的同時，又以國王也攫取他們的財產為條件嗎？

22、強力并不構成權利，而人們只是對合法的權力才有服從的義務。既然任何人對于自己的同類都沒有任何天然的權威，既然強力并不能產生任何權利，于是便只剩下來約定才可以成為人間一切合法權威的基礎向強力屈服，只是一種必要的行為，而不是一種意志的行為；它最多也不過是一種明智的行為而已。在哪種意義上，它才可能是一種義務呢？

23、當人民被迫服從而服從時，他們做得對；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時，他們就做得更對因為人民正是根據別人剝奪他們的自由時所根據的那種同樣的權利，來恢復自己的自由的，所以人民就有理由重新獲得自由；否則別人當初奪去他們的自由就是毫無理由的了。

24、為了防止社會公約變成一紙空文，它就自然地含有這樣一種規定－－只有這個規定才得以使其它規定具有效力－－任何拒不服從公共意識的人，社會就要折合他服從公章。

25、立法的力量就應該總是傾向于維持等，因為事物的力量總是傾向于摧毀等的。

26、財產是社會的真正基礎，是公民訂立契約的真正保障。

27、根本就不存在沒有法律的自由，也不存在任何人是高于法律之上的。無須問何以人們既是自由的而又要服從法律，因為法律只不過是我們自己意志的記錄。法律只不過是社會結合的條件。服從法律的人民就應當是法律的創作者；規定社會條件的，只能是那些組成社會的人們。

28、既然主權不外乎是公共意愿的運用，那么就永遠不能轉讓；既然主權者只不過是一個集體的生命，那就只能讓他自己來代表自己；能轉移的是權力，而不是意志。

29、當人民被迫服從而服從時，他們做的對。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時，他們就做的更對。

30、只要人們不服從而能不受懲罰，人們就可以合法地不再服從；既然最強者總是有理的，所以問題就只在于怎樣做才能使自己成為最強者。然而這種隨強力的終止便告消滅的權利，又算是什么一種權利呢？如果必須要用強力使人服從，人們就無須根據義務而服從了；因而，只要人們不再是被迫服從時，他們也就不再有服從的義務。可見權利一詞，并沒有給強力增添任何新東西；它在這里完全沒有任何意義。

31、社會條約的目的是保護締約者。要想達到目的就必須使用手段，而這些手段和某些冒險，甚至和某些犧牲是分不開的。如果一個人在保全自己生命的時候要依靠別人，那么當別人的生命需要得到保護時，他也要獻出自己的生命。而且公民自己也不應該去判斷法律要求他去冒的是哪種危險。當君主對他說“你要為了國家去死”，他就應該去死；正因為如此，他才一直都享受著安全，這樣他的生命才不是單純的自然的恩賜，而是國家的一種有條件的贈禮。

32、人民永遠是希望自己幸福的，但是人民自己卻并不能永遠都看得出什么是幸福。

33、真正的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自由不僅在于實現自己的意志，更在于不屈服于別人的意志。

34、德行與邪惡兩個名詞乃是以集體為對象的概念，是只有通過人們的頻繁接觸才能產生的。

35、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隸。

36、一旦法律喪失了力量，一切就都告絕望了；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東西也都不會再有力量。

《社會契約論》簡介

社會契約論（法文：Du Contrat Social，又譯《民約論》，或稱權利原理）是法國家讓·雅克·盧梭于1762年(壬午年）寫成的一本書。《社會契約論》中主權在民的，是現代民主制度的基石，深刻地影響了逐步廢除歐洲君主絕對權力的運動，和18世紀末北美殖民地擺脫英帝國統治、建立民主制度的斗爭。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及兩國的憲法均體現了《社會契約論》的民主。
盧梭相信，一個理想的社會建立于人與人之間而非人與之間的契約關系。與約翰·洛克一樣，盧梭認為的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認可。盧梭聲稱，一個完美的社會是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雖然他沒有定義如何達成這個目標，但他建議由公民團體組成的代議機構作為立法者，通過討論來產生公共意志。
社會契約論的主要表述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權威，“人生而自由，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他所說的權威在我們的自然狀態中并不存在，所以我們需要一個社會契約。在社會契約中，每個人都放棄天然自由，而獲取契約自由；在參與的過程中，只有每個人同等地放棄全部天然自由，轉讓給整個集體，人類才能得到等的契約自由。
雖然盧梭喜愛仁君勝過其它的形式，他對此表達得含糊其辭。他闡明必須分成三個部分：主權者代表公共意志，這個意志必須有益于全社會；由主權者授權的行政官員來實現這一意志；最后，必須有形成這一意志的公民群體。他相信，國家應保持較小的規模，把更多的權利留給人民，讓更有效率。
人民應該在中承擔活躍的角色。人民根據個人意志投票產生公共意志。如果主權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那么社會契約就遭到破壞；人民有權決定和變更形式和執政者的權力，包括用起義的手段違反契約的統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