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破除“圈子文化”，不但要加強對領導干部的教育引導，更要在制度上找到突破口，從源頭上肅清“圈子文化”流毒。其中最關鍵的，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以下是小編帶來的反對圈子文化克服好人主義心得體會，希望對你有幫助。

反對圈子文化克服好人主義心得體會(一)

　　自建黨以來，“小圈子”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叫法，比如宗派主義、山頭主義、權力小圈子、拉幫結派、團團伙伙等等。

　　中國共產黨歷來反對在黨內搞“小圈子”。毛澤東1937年9月7日在《反對自由主義》中指出：“因為是熟人、同鄉、同學、知心朋友、親愛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對，也不同他們作原則上的爭論，任其下去，求得和和親熱。或者輕描淡寫地說一頓，不作徹底解決，保持一團和氣。結果是有害于團體，也有害于個人。”

　　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主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延安整風使全黨確立了實事求是的路線，為奪取全國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建國之初，鄧小就強調了小圈子的危害性。1950年6月6日，他在《克服目前西南黨內的不良傾向》講話中指出，“試問：不把百分之八十的人團結好，能夠做好工作嗎?小圈子主義的危險性，難道還不明顯嗎?”

　　鄧小認為，與小圈子的斗爭是經常性的。1956年9月16日，他在中共八大上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時指出，黨必須經常注意進行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斗爭，經常警戒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

　　10月8日，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指出，“黨內上下關系、人際關系、工作氛圍都要突出團結和諧、純潔健康、弘揚正氣，不允許搞團團伙伙、幫幫派派，不允許搞利益集團、進行利益交換。”

　　“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沈友軍認為，“圈子文化”具有依附性、投機性、幫派性、貪婪性的特點，是一種具有濃厚封建主義色彩的腐朽文化，完全與黨的宗旨意識相悖，須用制度堅決破除。

　　官官勾結、權權交易，拉拉扯扯、搞小圈子，拉幫結派、山頭主義……中央巡視組第二輪巡視反饋情況顯示，這些團團伙伙的不良風氣，在不少地方依然存在，問題不容小覷。“朋黨之爭”是唐朝末年，憲宗元和三年，制科考試時，牛僧孺、李宗閔在策論中批評時政，抨擊宰相李吉甫，遭李吉甫排斥，久不敘用。此后，此起彼伏，兩個小圈子之間從未中斷，直至宣宗時牛僧孺病死，牛李黨爭才告結束，為此，唐文宗為此感慨：“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以史為鑒，筆者以為，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是為政大忌。

　　“小圈子”以權力、利益，以關系網為紐帶，利益與關系延伸之下，“小圈子”逐漸進化團團伙伙、幫幫派派和利益集團，他們對內抱團取暖，對外相互勾結扶持，最終導致權力變味，黨紀國法失尊，黨的純潔性、先進性也被破壞貽盡。而“小圈子”也不是一個法外之地，進入其中短期之內可能名利雙收，飛黃騰達，但一朝大樹傾倒，就將集體淪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之下，也導致了許多腐敗窩案，如茂名腐敗窩案，山西呂梁窩案，“周老虎”案，都是“小圈子”和黨內幫派的犧牲品。同志在今年年初講話中提到，干部都是黨的干部，不是哪個人的家臣。

　　不能把黨組織等同于領導干部個人，對黨盡忠不是對領導干部個人盡忠，黨內不能搞人身依附關系。而現實中，有的干部信奉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關系、找門路，分析某某是誰的人，某某是誰提拔的，該同誰搞搞關系、套套乎，看看能抱上誰的大腿。有的領導干部喜歡當家長式的人物，希望別人都唯命是從，認為對自己百依百順的就是好干部，而對別人、對群眾怎么樣可以不聞不問，弄得黨內生活很不正常。因此，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是為政大忌。黨內決不允許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利益輸送，絕不允許自行其是、陽奉陰違。廣大黨員干部更應永遠明白，真正的“護身符”，不是“哪條線”“某圈子”“誰的人”，而是心中那把遵紀守法的戒尺。

反對圈子文化克服好人主義心得體會(二)

　　調研發現，要破除“圈子文化”，不但要加強對領導干部的教育引導，更要在制度上找到突破口，從源頭上肅清“圈子文化”流毒。其中最關鍵的，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首先，加強宣傳警示和教育引導。

　　“‘圈子文化’是一種極端利己的維護幫派私利的價值觀。”沈友軍說，可通過媒體廣泛宣傳，讓廣大黨員干部加深對“圈子文化”危害的認識，自覺遠離和抵制“圈子文化”的侵擾。

　　“共產黨人的文化，內核就是為民、務實、清廉的價值取向，就是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為人民服務、實事求是、艱苦奮斗的優良文化傳統。”沈友軍說，“共產黨人只有弘揚和踐行共產黨人特有的優良傳統和價值觀，才能真正做到不搞小圈子、不走腐敗路，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其次，防范權力過度集中。

　　“‘圈子文化’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有些地方或部門‘一把手’權力過度集中。”沈友軍說，應進一步以黨委、政府領導班子成員為依托，以各執行部門為基礎，促使權力實施民主化、透明化，在明確“一把手”權力的同時，更要明確其他班子成員、各執行部門負責人的權力，分工負責，各司其職，促進決策、執行機構的內部約束與監督。

　　第三，完善政績考核規范用人制度。

　　李成言說：“落實好民主推薦、民主測評等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的必經程序和基礎環節，可以從根本上遏制‘圈子文化’蔓延”。

　　第四，加強依法反腐。

　　“針對我國反腐敗立法尚存在懲治腐敗的規則較為分散、欠缺反腐敗綜合性立法等缺陷，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李成言建議，“應制定反腐敗基本法，還要有針對性地制定和完善專門的反腐敗單行法律。”李成言舉例說，“比如完善懲治貪污賄賂和瀆職侵權犯罪、規范國家工作人員從政行為方面的法律規定，最終實現依法治腐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