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勞動法關于工資收入分配制度表

　工資收入分配制度：中國政府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的原則。通過改革工資制度，發揮市場機制對工資收入的調節作用，使勞動者的工資收入水隨著經濟發展和企業效益的增長相應提高。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和《企業最低工資規定》、《工資支付暫行規定》等法律法規，對規范工資分配行為作出了明確規定。中國政府依法制訂和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規范工資支付辦法，定期向社會發布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和人工成本信息，鼓勵企業試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引導企業采用靈活多樣的工資制度和分配形式，維護企業的工資分配自主權和勞動者依法獲得勞動報酬的權利。目前，全國基本建立了最低工資制度，有1萬多戶企業開展工資集體協商試點，26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發布了工資指導線，88個城市發布了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行動體系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需要中央高屋建瓴，整體籌劃，科學設計，也需要地方各級政府勇于探索，不斷創新，精心組織。改革同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離不開社會民眾的充分參與。隨著改革的基本方略的初步確定，接下來最重要的就是要積極推進改革的進程，落實改革方案的各項要求，保證改革目標的順利實現。

　　堅持改革的三重定位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個復雜的利益博弈過程，也將是一個制度創新的過程。首先，必須要深化對改革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認識，明確改革的方向，著眼于促進社會的公和正義，努力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其次，必須要進行系統的框架設計，將工資、稅收、財政、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以及市場監管等各方面統合起來，做到全盤考慮，有機銜接，深入解決收入差距拉大等問題;最后，廣大人民群眾的改革訴求是非常重要的，但關鍵是要形成堅定的改革意志，提高各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執行力，將改革方案轉化為切實可行的改革舉措。

　　個人收入狀況不僅是個人技能、勤奮以及運氣等的結果，也與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制度等情況密切相關，更是由這些制度框架決定的。就此而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更應該是建立公和公正社會的戰略性舉措。必須要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為切入點，理順社會的各種權力和利益關系，建立和健全價值資源分配的制度體系，提高社會發展的質量，提升社會的公度和正義性。

　　具體而言，改革的目標不能僅僅是“經濟性”的，如建立健全職工工資正常增長的機制，多渠道增進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建立新的分配機制和分配秩序等具體目標;也應該是“社會性”的，即改變不合理的分配秩序，重建社會的利益格局，讓各個階層都共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逐步消除地區差距、城鄉差距、行業差距等重大問題，實現社會的公和正義;還應該是“政治性”的，即合理定位政府的職權和責任，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充分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權益，防止公共權力的腐敗和濫用，推進民主和法治建設。只有堅持三重定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才能走上正確的航道，順利地駛向目的地。

　　鼓勵地方政府制度創新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絕不只是中央政府的事情，同時需要地方各級政府來共同努力。事實上，在減少民眾收入差距、促進收入增長上，各級地方政府擁有非常廣泛而強大的職權，也能自主地決定很多方面的事情，其所作所為對于個人的收入狀況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年來，地方政府大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行績效工資制度改革，加快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以及推動各種民生或民心工程等，推動財政資金向普通民眾傾斜，都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調節收入分配格局的作用。

　　不過，在以GDP的考核體制下，對于生產性的投資項目，地方政府無疑具有強烈的偏好，而對于非生產性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則存在著激勵不足的問題。而且，對于來自中央的改革方案，地方的差異性和特殊性也使其經常不得不調整操作方案，以適合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加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本身缺乏可測量的標準，地方政府就很容易機會主義地行動，逃避改革的壓力和難題。特別是，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很容易干擾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注意力，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這也是抑制地方政府改革熱情的重要因素。

　　建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整體框架，無疑是中央政府層面必須要集中力量解決的問題。但要將改革的藍圖轉化為現實的方案，需要各級各地黨委和政府堅持改革的理念，從各地的實際情況出發，因地制宜，制定科學的實施方案，將改革方案分解為可操作的實施細則，落實到各個組織及個人身上。實際上，對于制定最低工資標準、健全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機關事業單位的工資制度改革等，以及在市場分配領域中增加對勞動者權益的支持和保障等，地方政府都可以進行廣泛的摸索和創新，而這也會為進一步的改革提供“試驗田”。

　　對于地方政府來說，確保各項改革措施落到實處，防止改革的虛化、走形和變樣，同樣必須要著眼于打造一個更加公和公正的制度環境，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各項目標和要求具體化，并將其納入到領導干部的考核體系中來，切實轉變單純追求經濟發展的思維和行為，提高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質量。特別是要建構卓有成效的行政問責機制，加強對地方政府及官員的民主控制，將自下而上的負責和自上而下的負責結合起來，提高地方政府回應民眾關切的力度，讓地方政府對民眾的需求和意愿負起責任來。

　　保障公民參與權利

　　對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無論是要形成普遍的改革共識，還是要凝聚和增強改革的動力，不僅必須要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也需要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

　　如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只是讓人們得到更多一點“蛋糕”，而不能讓公民有辦法去影響“蛋糕”分配的過程和結果，那么，不僅改革的過程會虛化，而且改革的目標也可能落空。因此，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須要將權利問題納入到改革的框架中來，要以保障、拓展和落實公民權利為切入點，促進公民權利的豐富化、等化和可操作化，使廣大民眾成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能動性力量。

　　總之，“增收”必須要與“賦權”緊密結合起來，形成互為影響和相互強化的良性關系。這也就是說，更多的權利應當成為公民促進其收入增長的重要工具，而權利實現的過程也將帶來收入和財富更為公合理的分配。更為重要的是，要引導公民參與到改革的過程中來，讓人們有機會表達自己的利益需求，并參與到決定個人利益的公共決策中來，最終適度和合理地實現其利益訴求。

　　為此，應該努力健全公民權利的制度體系，具體包括保障體系、支持體系和救濟體系等。首先，要深入推進民主和法治建設，切實落實憲法賦予公民的各項權利，將公民權利嵌入到國家治理的各種制度安排中去，夯實權利的制度基礎;其次，要建設權利本位的法治政府，實現政府的“回位”或“歸位”，政府要等地保護公民權利，為落實公民權利創造條件;再次，要建構公民參與收入分配問題的決策臺，比如行政聽證制度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等，讓公民成為其收入問題的參與者;最后，要提高權利救濟制度的效率，提高公民運用權利的能力，提高公民維權的效果。

　　當然，“增收”和“賦權”的過程本身也是社會博弈的結果，離不開社會各方面的合力。特別是，新聞媒體應創造公共討論的臺，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積極呼吁，更多地關注弱勢群體的處境和狀況，傳播公和正義的觀念，凝聚成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強大動力。推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要積極發揮這些因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