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來，《決定》極大地激發了教育的活力，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教育體制改革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一份30年前頒布的文件，如今依然激蕩著廣大教育工作者的心。　

　　紀念《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頒布30周年大型論壇5月25日在華東師范大學舉行，專家學者圍繞“全面深化教育改革，辦更好的教育”主題，回顧30年教育發展歷程，為當今的教育改革建言獻言。　

　　“教育改革首先是人才培養體制的改革，這是教育界不能動搖的”　

　　在與會專家看來，《決定》開啟了中國教育體制改革的序幕，極大地激發了全民關心教育、支持教育、辦好教育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推進中國實現了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　

　　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鐘秉林指出，《決定》作為行動綱領，引領和影響著30年來我國教育事業的各項決策和部署。從1986年頒布《義務教育法》到1993年印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從1999年發布《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決定》到2010年印發《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教育事業改革發展進程中的一座座里程碑，都能看到當初《決定》的身影”。　

　　教育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孫霄兵說，《決定》鮮明地提出要重視人才，“教育改革首先是人才培養體制的改革，這樣一個紅線是貫穿始終的，是教育界不能動搖的”。　

　　在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袁振國看來，《決定》從三個方面根本改變了中國教育的面貌：“一是基礎教育地方負責、分級管理，調動起省、縣發展教育的積極性；二是提出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大體相當，這為經濟社會發展培養了大量技術技能人才；三是下放高校辦學自主權，招生、分配等由大學自主決定，帶來了高校辦學模式的徹底改變。”　

　　“改革之路不可能一馬川，堅持價值守望很重要”　

　　與會專家提出，在肯定成績的同時，也要認識到當前教育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特別是人才培養質量不夠高、國際競爭力不夠強、優質教育資源短缺等難點問題。　

　　“當前，我們的教育資源配置仍然不夠均衡，區域、城鄉、學校間的差距仍然較大。在中西部農村仍有不少學校基本的校舍安全難以保障，教學儀器設備嚴重短缺；雖然實現了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比例4%的目標，但是非財政性教育經費所占比例下降；學校作為辦學主體的地位還沒有落實到位，在一些地區和學校違背教育規律的現象時有發生。這些狀況都需要不斷探索完善。”鐘秉林表示。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瞿振元提出，教育改革既涉及觀念轉變，也涉及利益格局的調整，因此改革不可能一帆風順，措施也不可能招招見效，要允許試錯歸正。“改革進程中有喜悅，也會有陣痛，改革之路不可能一馬川。在改革的征途上，堅持價值守望很重要”。　

　　國家怎樣管理和支持大學建設，是靠批項目、基地和評估、評獎等外力驅動，還是靠大學內在驅動？對此，清華大學副校長謝維和認為，我國大學在治理和文化上存在很多問題沒有理清，高等教育發展靠政府拉動的多，大學自發的少；自上而下的多，學術驅動的少；功利性的短期項目多，長期的少。他不無擔憂地說：“大學整天圍著大大小小的指揮棒轉，疲于應付，很難靜下心來從點滴做起，謀劃長遠。”　

　　“簡政放權，教育部門和其他部門應各有擔當”　

　　“究竟應該如何推進‘簡政放權’？地方教育部門要簡什么、放什么？大學究竟想要什么權？”袁振國提出的這個問題，引起與會專家的熱烈討論。　

　　對此，孫霄兵回應說，前不久，教育部出臺了《關于深入推進教育管辦評分離 促進政府職能轉變的若干意見》，對推進政校分開，建設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民主監督、社會參與的現代學校制度做了具體的規定，對于簡政放權是一種有力的推動。　

　　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劉希說：“政府部門放權的前提條件在于，責、權、利要有分擔機制。當前存在的突出問題是對責任界定不清晰，導致一放就亂、一管就死。”他認為，“對于簡政放權，教育部門和其他部門應各有擔當，浙江正在推進把專業建設權、教授評聘權還給高校，是一種積極的嘗試”。（記者 董少校 儲召生 柯進 5月25日發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