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當今世界規格最高、規模最大的歷史學會議，歷時6天的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29日在山東濟南落下帷幕。這一有著“史學奧林匹克”美譽的學術會議每5年舉辦一次，本屆首次在非歐美國家召開，來自9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600余名史學家代表齊聚于此，創下參會國別和人數的新高。

　　這是國際歷史科學大會115年來首次走進亞洲在中國舉辦，這對我國的歷史科學來說也具有標志性意義。

　　本屆大會首次創新性地設置了中國議題——“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大會評議人、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彭慕蘭說：“希望這一議題，能從全球的視角探尋中國對于世界意味著什么。”

　　世界目光正在向中國聚焦。中外學者以史為“媒”，縱論古今，共同講述古老東方的“中國故事”。

　　中國在二戰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受到肯定和重視

　　“在二戰中，中國受害最重，抵抗最早，貢獻也最大。”這是在本屆大會上研討“二戰起點”時很多中外歷史學家的觀點。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貢獻也成為此次大會的熱點話題。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會會長、武漢大學教授胡德坤所說：“中國抗戰牽制住日軍的大量兵力，制約了日本侵略他國的戰略，支援了蘇美英等盟國的作戰。”

　　但在二戰結束后的70年里，由于各種原因，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被西方所忽視甚至遮蔽。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建朗說：“作為亞洲東方主戰場，中國的貢獻和地位在國際二戰史學界，尤其是國外史學界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正是這種歷史事實和學術研究的反差，去年牛津大學教授拉納·米特所寫的《中國，被遺忘的盟友》一書，引起了國人的共鳴。

　　王建朗分析說，中國的抗戰地位沒有得到世界上的公認，與對外宣傳尤其是史學研究的國際交流有密切關系。“盡管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我們在國內做了很多的宣傳，但是在國際上的影響還是比較小的。所以國家在很多場合的講話，都強調要加強宣傳和交流。這是我們史學工作者的責任，應該加強這方面的研究。”

　　令人高興的是，在本屆國際史學大會上，中國在二戰中的作用和貢獻引起歷史學家們的關切和重視。國際歷史學會秘書長、法國歷史學教授羅伯特·弗蘭克做了實事求是的闡述：“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研究中國在世界戰爭中受到的影響，西方學者對于中國在世界戰爭中的經歷愈來愈重視，中國在二戰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會得到肯定。”

　　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說，過去歐洲國家普遍認為二戰的起始時間是1939年，因為那是歐洲爆發戰爭的時間。但如今越來越多的歐洲學者發現，原來早在1937年中國就發生了“盧溝橋事變”，那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首個戰場。中國是這場戰爭的第一個受害國，貢獻也巨大。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徐藍認為，過去中國學術界也是以1939年9月作為二戰的起點，但是通過年的研究，中國學者把抗日戰爭和歐洲戰場連起來考察的時候，就會覺得中國的抗戰實際上開辟了二戰的亞洲主戰場。

　　她分析說，現在中國學者傾向于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看作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中國局部抗戰開始，到1937年中國進入全面抗戰階段，形成了二戰的東方主戰場。1939年希特勒發動了對波蘭的戰爭，戰爭擴大，歐洲戰場形成，1941年6月蘇德戰場形成，到1941年12月，太洋戰場形成。

　　中國史學會會長張海鵬認為，如果不是中國軍隊把日本軍隊拖在中國戰場上，日軍則有可能向東南亞、印度、中東轉移，與德國軍隊形成合流，那世界更沒有辦法處理，中國國共兩黨在抗戰中所開辟的正面戰場、敵后戰場相互起到了戰略衡的作用。

　　“歷史關乎過去，更關乎現在與未來。日本在侵略問題上，為其施下的暴行欠亞洲、中國一個‘真誠’的道歉。”日本島根大學名譽教授廣島清志在大會上說。

　　未來世界，中國將重返重要舞臺

　　國際史學大會選擇中國，有其必然的邏輯。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新時期以來，中國的崛起、國力的提升以及學術話語權的提高，這是一個重要前提。

　　張海鵬說：“這次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申辦成功，是在中國經濟發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大背景下進行的。同時，據我從2003年開始與國際歷史學會主席和秘書長的聯系中得知，他們主張國際歷史學會和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國際化，希望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走出歐洲，今后能夠在每個洲輪流主辦，中國抓住了這一機遇。”

　　據初步統計，在一周會議期間，中國學者主持的主會場和分會場共有16場，作為評論人、論文作者的中國歷史學者80人，涉及中國歷史問題的論文百篇。可以說，這次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開了聚焦中國歷史和歷史學的先河，也預示著中國在未來世界中擔當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17世紀以前，中國的經濟、文化一直處在世界的前列。18世紀以后，中國的經濟發展落后了。經過中國人民100多年的奮斗，特別是1949年以來將70年的奮斗，中國經濟發展已經穩居世界前列。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現實的中國。“在這樣的背景下，歷史學家的聚焦點從現實的中國轉到歷史的中國，很有象征意義”，這是與會專家的普遍觀點。

　　文化軟實力和學術話語權從來都是和國家的政治、經濟地位相匹配的。胡德坤對記者說：“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中國召開，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以往的會議多在發達國家舉行，此次在中國舉行，帶有某種象征意義，是中國崛起的表現、中國魅力的展現，同時也是中國歷史學科發展和中國史學會影響力擴大的結果。”

　　改革開放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歷史學研究不斷開拓進取，在理論、范式、研究手段和學科體系等方面呈現出生機勃勃、百花齊放的嶄新面貌：斷代史與專門史研究不斷深入；邊緣學科、交叉學科孕育出新；區域社會史、新文化史以及生態史、心理史等不斷拓寬史學研究領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卜憲群看來，這種發展和進步表現在史學研究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國家清史編纂工程、徽州文書的整理與研究、晚清與民國史料的整理與研究、《中華大典》的編纂等大型資料整理和專題研究項目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

　　博采眾長，讓中國故事更精彩

　　“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為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交流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臺，通過此次大會，中國價值的國際表達、中國夢的世界意義將得到更為廣泛的理解,東西方文化體系、東西方價值體系的差異將得到更為積極的尊重。借助這個舞臺可以讓世界更好地傾聽中國聲音。”山東大學校長張榮介紹。

　　博采眾長，讓中國故事更精彩，是參加此次大會的中國史學家的心愿和共識。山東大學教授、《文史哲》主編王學典強調：“中國史學家要想在國際社會有話語權，必須要關心和理解別人的話題。只有了解世界，才能進而為世界提供有價值的‘中國故事’和‘中國經驗’，才能具有真正的國際話語權。”

　　年來，國際史學界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正試圖擺脫西方中心論的窠臼，以全球史、跨國史等不同的研究范式分析和闡釋世界歷史。中國史學工作者也意識到這一問題并將付諸實踐。

　　參加過第19屆國際史學大會的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錢乘旦說：“我們現在已經有些研究型論文開始突破西方中心論的歷史觀，提出新的觀點和看法，彰顯中國史學。當然，建構的史學話語體系，任重而道遠，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另一個是數字技術在歷史研究方面的作用。這是第一次對數字技術在歷史學研究方面的一個探討。人們可以通過這些渠道來了解、看看一些歷史事件，包括歷史事件的影響。同時可以看到不同的歷史學家對于這些事件的觀點。

　　注重案例和細節是西方歷史學家做研究的顯著特點。在他們看來，歷史不僅僅是艱澀專業的書本知識，它還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記者發現，在本屆大會的170多場學術交流活動中，有一些立足當下，更接地氣的話題，比如，“足球：全球化進程的一面鏡子”、“旅游業中歷史的應用”、“嬰兒潮一代”，等等。研討會上，這些史學大家對看似日常的現象，帶著濃厚的興趣探討其背后的故事，讓中國學者驚嘆不已。

　　如何用好文化的“世界語言”？如何用好中國元素，講好中國故事，傳遞好中國聲音，讓中國歷史研究更好地走進海外受眾心中？這的確是一個富有挑戰性的重大課題。好在此次大會已經有了一個良好開端。

　　“今天，前賢所謂‘凡一國的文化，都應有民族的與國際的兩方面，每個民族必有所貢獻于世界，并有所獲于此世界’終于變成了現實，我們將從歷史和現實結合的角度把中國深厚的歷史文化和嶄新的發展面貌呈現給世界，讓‘中國話語’更加鏗鏘有力！”張海鵬表達了中國史學研究者的共同心聲。（記者 張興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