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山木栽了。這個花錢六上春晚，一心想出名的“吊帶胡須男”，終于出了大名：他因為涉嫌性侵犯多名女員工而被批捕。這次他的人氣顯然遠高過六次上春晚的總和。

　　雖然一些人是被事件中酷似日本AV的情節所吸引，但或許還有另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值得探討，那就是在宋山木的獸行背后，一種變態的企業文化充當了強奸案的幫兇。正是由于這種全面控制人的極權企業文化的存在，才使得宋山木的獸行能屢屢得逞，而且持續數年不被舉報。

　　在中國企業家中，宋山木這樣的獸行具有偶然性，與其個人的生理隱疾和變態心理有關，但我們應該看到，像山木培訓這樣，營造一種日月神教似的、全面控制人的極權企業文化的，在我們的企業界卻遠不止一家。他們以企業文化之名大肆推行他們的腐朽哲學，利用巫術般的蠱惑、傳銷式的欺騙、各式各樣的獎懲制度等系列手段來實現對員工的身心控制，突破員工的權利和尊嚴的邊界。

光怪陸離的“企業文化”

　　先說山木培訓這個企業。

　　首先是大搞總裁的個人偶像崇拜。山木教育集團的網站上有這樣的宣傳語：“企業的文化來自于領袖的性格，正是總裁性格中的成功因素，把優秀的品質融入到我們的企業文化中，使我們在行業中獨樹一幟。”

　　企業內不斷強化：“總裁不僅僅是總裁，他既是事業成功的楷模，也是道德的圣人。”宋山木和一些“高層領導”的會見，都被做成視頻和PPT，給員工們展示。

　　每年春晚，宋都要求員工們盯著電視，最早發現他并發出短信的人，獎勵五百塊。員工大會有固定流程，如集體唱《山木之歌》、抽員工背誦《山木服務宣言》和《羊羔跪乳》。《羊羔跪乳》是山木教義的“精髓”之一， 充斥著這樣的警句：“前有羊羔為我師，后有總裁為我范;我輩再不思報恩，豈不愧對山木人。”

　　山木培訓的新員工都要求重新取名，復姓“黃金”，將之前的一切身份和關系遮蔽，如同再生。

　　宋山木全面監控員工的私生活。從女員工的鞋跟高度到絲襪顏色，從各種禮儀到健身和體重，他都作出詳細規定。他要求女員工入職兩年內不能戀愛，掌管著宿舍鑰匙的宋山木，女孩們多晚睡覺、打電話多不多、與男友關系如何，全在他的掌握之中。為了達到掌控的目的，除了大搞個人崇拜之外還必須借助“暴力”。他經常提到日本和納粹式的軍事管理機制，并在企業內專門設立紀檢部門，隨時巡查，制造高壓態勢，并在公司內搞相互監視，用無所不在的小報告來制造恐懼。員工們稍有差池，就要罰款。《山木基本法》是公司的最高準則，罰款名目之多令人咋舌，罰則有280條。

　　這次宋山木被抓了，但以類似方式管理企業的，絕不止宋山木一個人。這些光怪陸離的偽企業文化隨處可見：四川某啤酒大亨，在企業內部發行自己的文選，其名稱、卷數、裝幀設計，都比著《鄧小文選》來。

　　富士康董事長郭臺銘的弟弟病逝，公司發文件到各個部門，明確規定員工在規定時間不得穿鮮艷顏色的衣服，并從各個部門抽調人員為亡者守靈，實行兩班倒，哀樂傳遍整個富士康……

　　打著“追求狼性競爭力”的招牌，出現了各種所謂追求人性“突破”的培訓。這種培訓在營銷、傳銷領域最為常見。其突破的，往往就是人的基本尊嚴和人格。有的甚至公然宣稱“做人要無恥”，“不要把自己當人看”，“突破”底線：

　　溫州市一企業4名員工因未完成業績目標，竟在車站大道爬行，“自我懲罰”。

　　2010年5月16日，河南周口市郵政局員工培訓，規定沒有被評上冠軍團隊的男隊長當眾剃光頭，女隊長做100個俯臥撐。

　　某公司董事長參加營銷大師的講座，當著一千多企業家的面從培訓老師的胯下鉆了過去。還有餐廳經理吃蒼蠅的，為證明其銷售的乳膠漆無害健康而當眾喝油漆的，為證明衛生做得徹底當眾喝馬桶水的，林林總總，都被一些企業作為勇于犧牲的敬業美德加以宣揚。

　　上述各種行為，如有雷同，絕非巧合，請企業家們對號入座。

為什么他們那么容易被奴役

　　在看到山木事件中，一些令人發指的細節之后，很多人都會發問，為什么獸行能夠持續和隱瞞那么久，為什么那些受害者如此容易被奴役?為什么我們會有那么多光怪陸離的變態企業文化，而員工卻甘愿受辱受盤剝?

　　阿倫特研究極權主義的基礎時指出，“孤獨和缺少正常的社會聯系”是極權主義得逞的重要原因。由于社會聯系的斷裂，個人成了社會上的多余人，這樣的個人暴露在強權面前，沒有任何團體來幫助他。孤立的個人組成了原子化的社會，這正是極權主義大行其道的條件。

　　在山木案中，我們看到，女員工長期受到各種侵權和傷害，她們之所以選擇屈辱地沉默，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她們看不到維權的希望，因為沒有一個有效的組織來幫助她們。很多受害女性選擇了逃離，也是因為宋山木威脅她們：可以輕松地迫害甚至殺掉她們。 “反抗有用嗎?在深圳，死一個人算什么?” 還炫耀他“廢過兩個男的。”　很多受害者根據自己的社會經驗，以為宋山木真的能夠做到一手遮天，在她們感到抗爭是沒用的時候，她們只能選擇屈服。

企業文化的流行謬誤

　　個人在組織面前，是脆弱的，他們其實無力守衛自身的基本尊嚴，能夠有效制約組織之惡的，還是組織。

　　富士康在發生連續跳樓事件之后，董事長郭臺銘破天荒地要求加強工會的獨立性。一個維護工人權益的獨立工會，是對企業主的一種制約，但最終對于企業主也是有利的。

　　一個以極權的方式運作的企業，對人的尊嚴，對企業主，對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對社會的穩定，都是一種傷害。

　　由于很多企業主缺乏對現代企業觀念和管理文化的理解，在很多基本觀念上都有問題，因此我們常可以看到以下一些關于企業文化的流行謬誤，譬如在企業中強調家庭觀念，要求員工將企業當成自己的家。企業主和員工的關系是家長和子女的關系。這是一種非常落后的管理，與現代企業管理格格不入。在企業里，大家通過合同走在一起，本質是一種經濟活動，通過合作滿足各自的經濟需求而已，不存在什么向父母領導感恩的問題，這完全是一個等的交換關系，不是什么“羊羔跪乳”的哺育與受養的關系。

　　丘吉爾連任落選后抱怨“英吉利民族是一個忘恩負義的民族。”，但他又說“對自己民族的功臣不感恩戴德的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在我們的文化中，存在著太多對感恩的濫用，丘吉爾的話無疑具有特殊的啟發意義。現代人格的特征就是擺脫人身依附，以獨立的尊嚴姿態，以一種理性的契約精神，去看待各種社會關系。

　　高度集權的企業可能會擁有短暫的高效率和執行力，但時間稍長就會導致管理的崩潰，實際是最無效率最無執行力的一種管理方式。計劃經濟體制的失敗就是最好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