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官不為"首入政府工作報告：不作為也是腐敗

　　兩會釋放強烈信號向為官不為亮劍

　　“少數政府機關工作人員亂作為，一些腐敗問題觸目驚心，有的為官不為，在其位不謀其政，該辦的事不辦”;“對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要公開曝光、堅決追究責任”。

　　上面兩段話，均出自今年兩會上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它們都提到同一個關鍵詞——為官不為。

　　為官不為，不是新表述，也不是新問題;但它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卻是史無前例的頭一遭。

　　在統攬全局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兩次提及、嚴詞申飭為官不為現象，問題之嚴重和懲治決心之堅定，可想而知。

　　“炮火”并沒有就此停歇。3月8日，李克強在參加四川代表團審議時再次揭批為官不為，他舉例說，去年還有1萬多億的資金存量沒有用，一些地方給了錢、批了項目、供應了土地卻沒有用，就是因為不作為。3月15日，李克強在會見中外記者時再次重申:既要懲治亂作為，也要反對不作為，庸政懶政是不允許的。“門好進了、臉好看了，就是不辦事，這是為官不為啊，必須嚴肅追責”。

　　痛斥為官不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不止李克強一人。3月9日，劉云山在參加湖南代表團審議時，也狠批為官不為，斥其為“官之恥辱”，并放出狠話，要“加大治庸治懶的力度”。

　　為官不為現象也引起了代表委員們的熱議，并遭到集體炮轟。

　　兩會，一向被視為中國政治的風向標。為官不為在本次兩會上受到千夫所指，釋放出明確信號:這一現象已經引起高度警覺和強烈關注，治理庸官懶政，已從口頭強調上升到國家治理層面，中央馬上要對為官不為者開刀了;從懲治亂作為延伸到反對不作為，標志著反腐敗正向縱深推進。

　　為官不為也是腐敗，隱性危害正逐漸顯現

　　為官不為現象當然不是時至今日才突然冒出來的。只不過，隨著改革步入攻堅克難、爬坡過坎的關鍵時期，隨著高壓反腐的一路高歌猛進，為官不為的積弊和危害也逐漸凸顯出來。

　　影響黨和政府形象，傷害民心……這些后果是顯性的，容易判斷和察覺。為官不為的真正恐怖之處，在于它的危害往往是隱性的、潛在的，與亂作為相比，更難引起警覺;等問題浮出水面時，往往已經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

　　就拿反腐來說，為官不為造成的隱性危害至少有二。

　　首先，養癰成患，最終釀成“塌方式腐敗”惡果。山西就是典型例證。兩會期間，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在回答媒體提問時坦言，山西的嚴重腐敗“是一坨一坨的”，“現在一查就是一幫，一動就塌方”。他指出，山西發生嚴重的腐敗問題，主要有四點原因:一是黨不管黨，沒有從嚴治黨;二是沒有從嚴治吏，權力失控;三是沒有擰緊總開關，道德塌方;四是沒有從嚴查處，養虎為患。四點原因，歸結為一點，其實就是:黨委沒有負起主體責任、紀委沒有負起監督責任;說白了，就是為官不為惹的禍。

　　其次，稀釋反腐紅利，給人造成反腐“按下葫蘆浮起瓢”的錯覺。兩會上就有代表委員指出，隨著反腐力度加大，有的干部禮不收了、飯不吃了、紅包不收了，但該做的事也不做了，該協調的也不協調了;原來托托人還能解決的事情，現在反而常常被無限期擱置。這種現象，很容易令人產生反腐遏制了亂作為，反過來卻又助長了不作為的誤解，讓人感覺反腐并未給自己真正帶來實惠，反而帶來了新的不便。

　　為官不為給改革發展大局造成的隱性危害，也正在逐漸顯現。

　　在兩會前召開的國務院第三次廉政工作會議上，李克強談到兩種值得警惕的反常現象，都與為官不為密切相關。第一，從年來審計情況看，發現有大量資金沉淀;一方面民生需求“嗷嗷待哺”，另一方面大量資金卻趴在賬上“呼呼大睡”。第二，去年個別領域重大工程投資只完成一半左右;全國建設用地已供土地使用率只有50%左右。“這種狀況是多年來少有的”。

　　如果將腐敗比作黨和政府肌體上的明顯硬傷，那么為官不為則是黨和政府肌體內的潛伏病菌。正是意識到這一點，一段時間以來，李克強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敗，不作為的懶政也是腐敗!

　　五類為官不為

　　背后潛伏四種不良心態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安慶市委書記虞愛華總結出為官不為“五型”:“打盹型”，精神萎靡不振，遇事裝聾作啞;“木偶型”，工作不推不動，甚至推而不動;“太極型”，有問題左躲右閃，遇矛盾上推下卸;“比劃型”，用會議貫徹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說唱型”，動口不動手，務虛不務實。

　　這描述的是為官不為的客觀表現。那么，導致為官不為的主觀因素又是什么?結合實踐分析，四種不良心態值得警惕。

　　其一，畏懼。黨的十八大以來，高壓反腐成為新常態，“打虎拍蠅”戰果豐碩。這在極大震懾腐敗分子的同時，也讓一些領導干部患上了“反腐恐懼癥”:有問題的人惶惶不可終日，無心推進工作;沒問題的人則抱著“明哲保身”的錯誤觀念，把反腐倡廉和干事創業對立起來，不去推進工作。比如爭資立項，以前是千方百計跑資金、全力以赴爭項目，現在卻以“風聲緊了，要求嚴了”為借口，不跑不爭了，甚至有些資金給了、項目批了，也拖著不落實甚至設法推掉。

　　其二，迷茫。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舊體制沒有完全廢除，新體制尚未完全建立。一些領導干部不學習、不鉆研，對新常態嚴重不適應，迷茫、行動失據，于是就抱著“不干事不出事”的心態，尸位素餐、等待觀望。

　　其三，撒嬌。正如中國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所說，過去，一些干部無利不起早，沒利不當官;如今，他們對“新底線”“新規矩”表現出不適應，大談所謂“為官不易”，“這其實是在撒嬌”。現實中這種狀況確實不罕見。一些官員眼看制度籠子越織越密、作風管束越來越嚴、違規成本越來越高，索性滿地打滾、為官不為，該抓的不抓、該管的不管、該改的不改。

　　其四，頂牛。本屆政府不遺余力地推動簡政放權，一年多來，國務院提前完成了行政審批事項削減三分之一的目標，一些地方行政權力最多減掉了七成。簡政放權，原本是既突出“放”又強調“管”，一些患有權力“依賴癥”的官員卻因為對“放”心懷不滿，于是便任性地“一放了之”，以怠行職責的方式搞消極對抗，跟中央頂牛。結果是，亂伸的手縮回來了，監管的眼也閉上了……

　　完善考核強化問責，根除為官不為毒瘤

　　為官不為怎么破?

　　政府工作報告開出了兩劑“藥方”:一是完善政績考核評價機制，“對實績突出的，要大力褒獎”;二是加強監督問責，“對工作不力的，要約談誡勉;對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要公開曝光、堅決追究責任”。

　　這是有很強現實針對性的。以往的考核評價機制和監督問責制度，對不作為這種“隱性”失職界定不清、重視不夠、監督不嚴，導致“庸官能混，懶官能撐”;另外，問而無責、考而無據的現象普遍存在，問責和考核常常流于形式，致使為官不為問題蔓延。根除為官不為毒瘤，當務之急就是通過改革完善制度機制，劃定領導干部“行為紅線”，充分發揮考核、問責的導向、激勵、約束、懲治功能，讓會干事的上去、不干事的下去、干壞事的進去。

　　變化已經在發生。中央新的干部考核評價體系已經出臺，地方政府對于官員的政績考核導向與指標也出現了實質性變化;一些地方還專門出臺了為官不為問責辦法，如遼寧，11月就出臺了《黨政領導干部不作為不擔當問責辦法(試行)》，明確要求對領導干部8種不作為、7種不擔當情形進行追責。公開披露的信息也顯示，全國已有數千名為官不為干部受到嚴肅處理。

　　向為官不為亮劍，凸顯從嚴治吏新常態。下一步，中央必將騰出更多精力治理不作為。那些依然故我、為官不為的，當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