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花吟》是林黛玉感嘆身世遭遇的全部哀音的代表，也是作者曹雪芹借以塑造這一藝術形象，表現其性格特性的重要作品。它和《芙蓉女兒誄》一樣，是作者出力摹寫的文字。這首風格上仿效初唐體的歌行，在抒情上淋漓盡致，藝術上是很成功的。
　　這首詩并非一味哀傷凄惻，其中仍然有著一種抑塞不之氣。“柳絲榆莢自芳菲，不管桃飄與李飛”，就寄有對世態炎涼、人情冷暖的憤懣；“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豈不是對長期迫害著她的冷酷無情的現實的控訴？“愿奴脅下生雙翼，隨花飛到天盡頭。天盡頭，何處有香丘？未若錦囊收艷骨，一杯凈土掩風流。質本潔來還潔去，強于污淖陷渠溝。”則是在幻想自由幸福而不可得時，所表現出來的那種不愿受辱被污、不甘低頭屈服的孤傲不阿的性格。這些，才是它的價值之所在。
　　這曾詩的另一價值在于它為我們提供了探索曹雪芹筆下的寶黛悲劇的重要線索。甲戌本有批語說：“余讀《葬花吟》至再，至三四，其凄楚憾慨，令人身世兩忘，舉筆再四，不能下批。有客日：‘先生身非寶主，何能下筆？”即字字雙圈，批詞通仙，料難遂顰兒之意，俟看玉兄之后文再批。’噫唏！阻余者想亦《石頭記》來的，散停筆以待。”值得注意的是批語指出：沒有看過“玉兄之后文”是無從對此詩加批的；批書人“停筆以待”的也正是與此詩有關的“后文”。所謂“后文”毫無疑問的當然是指后半部佚稿沖寫黛玉之死的文字。如果這首詩中僅僅一般地以落花象征紅顏薄命，那也用不著非待后文不可；只有詩中所寫非泛泛之言，而大都與后來黛玉之死情節聲切相關時，才有必要強調指出，在看過后面文字以后，應回頭來再重新加深對此詩的理解。由此可見，《葬花吟》實際上就是林黛玉自作的詩讖。這一點，我們從作者的同時人、極可能是其友人的明義《題紅樓夢》絕句中得到了證明。詩曰；傷心一首葬花詞，似讖成真自不如。安得返魂香一縷，起卿沉痼續紅絲？“似讖成真”，這是只有知道了作者所寫黛玉之死的情節的人才能說出來的話。以前，我們還以為明義未必能如脂硯那樣看到小說全書，現在看來，他讀到過后半部部分稿子的可能性極大，或者至少也聽作者交往的圈子里的人比較詳盡地說起過后半部的主要情節。如果我們說，明義絕句中提到后來的事象“聚如春夢散如煙”、“石歸山下無靈氣”之類，還可由推測而知的話；那么，寫寶王貧窮的“王孫瘦損骨嶙峋”，和寫他因獲罪致使他心中的人為他的不幸憂忿而死的“慚愧當年石季倫”等詩句，是再也無從憑想象而得的。上面所引之詩中的后兩句也是如此：明義說，他真希望有起死回生的返魂香，能救活黛玉，讓寶、黛兩個有情人成為眷屬，把已斷絕的月下老人所牽的紅絲繩再接續起來。試想，只要“沉痼”能起，“紅絲”也就能續，這與后來續書者想象寶、黛悲劇的原因在于婚姻不自主是多么的不同！倘若一切都如程偉元、高鶚整理的續書中所寫的那樣，則寶玉已有他屬，試問，起黛玉“沉痼”又有何用？難道“續紅絲”是為了要她做寶二姨娘不成？
　　此詩“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等末了數句，書中幾次重復，特意強調，甚至通過寫鸚鵡學吟詩也提到。可知紅顏老死之日，確在春殘花落之時，并非虛詞作比。同時，這里說“他年葬儂知是誰”，前面又說“紅消香斷有誰憐”、“一朝飄泊難尋覓”等等，則黛玉亦如晴雯那樣死于十分凄慘寂寞的境況之中可以無疑。那時，并非大家都忙著為寶玉辦喜事，因而無暇顧及，恰恰相反，寶玉、鳳姐都因避禍流落在外，那正是“家亡莫論親”、“各自須尋各自門”的日子，詩中“柳絲榆莢自芳菲，不管桃飄與李飛”或含此意。“三月香巢已壘成，梁間燕子太無情。明年花發雖可啄，卻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傾”幾句，原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憐落花而怨及燕子歸去，用意甚難把握貫通。現在，倘作讖語看，就比較明確了。大概春天里寶黛的婚事已基本說定了，即所謂“香巢已壘成”，可是，到了秋天，發生了變故，就象梁間燕子無情地飛去那樣，寶玉被迫離家出走了。因而，她悲嘆“花魂鳥魂總難留”，幻想著自己能“脅下生雙翼”也隨之而去。她日夜悲啼，終至于“淚盡證前緣”了。這樣，“花落人亡兩不知”，若以“花落”比黛玉，“人亡”（流亡也）說寶玉，正是完全切合的。寶玉凡遭所謂“丑禍”，總有別人要隨之而倒霉的。先有金釧兒，后有晴雯，終于輪封了黛玉，所以詩中又有“質本潔來還潔去，強于污淖陷渠溝”的雙關語可用來剖白和顯示氣節。“一別秋風又一年”，寶玉在次年秋天回到賈府，但所見怡紅院已“紅瘦綠稀”（脂評），瀟湘館更是一片“落葉蕭蕭，寒姻漠漠”（脂評）的凄涼景象，黛玉的閨房和寶玉的絳蕓軒一樣，只見“蛛絲兒結滿雕梁”（脂評謂指寶黛住處），雖然還有寶釵在，而且以后還成其“金玉姻緣”，但這又怎能彌補他“對境悼顰兒”時所產生的巨大精神創痛呢？“明年花發雖可啄，卻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傾！”難道不就是這個意思嗎？這些只是從脂評所提及的線索中可以得到印證的一些細節，所述未必都那么妥當。但此詩與寶黛悲劇情節必定有照應這一點，大概不是主觀臆斷吧；其實，“似讖成真”的詩還不止于此，黛玉的《代別離·秋窗風雨夕》和《桃花行》也有這種性質。前者仿佛不幸地言中了她后來離別寶玉的情景，后者則又象是她對自己“淚盡夭亡”（脂評）結局的預先寫照。
　　有人說，《葬花吟》是從唐寅的兩首詩中“脫胎”的（《紅樓夢辨》）。詩歌當然是有所繼承借鑒的，但不應把文藝創作的“源”和“流”的關系弄顛倒了。說到《葬花吟》在某些遣詞造句、意境格調上利用前人之作，實不必到明人的集子中去找。唐初劉希夷《代悲白頭翁》中“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之類為人熟知的詩句還不足以借取利用嗎？即如葬花情節，也未必徑取唐寅將牡丹花“盛以錦囊，葬于藥欄東畔”事，作者的祖父曹寅的《楝亭詩鈔》中也就有“百年孤冢葬桃花”的詩句，難道還不足以啟發他的構思嗎？但這些都是“流”，都僅僅是利用，既不表現詩的主要精神，也決不能代替作者源于現實生活的創造。何況，如前所述，此詩中，作者運筆鬼斧神工之處，完全不在于表面上那些傷春惜花詞句的悱惻纏綿。
　　當然，《葬花吟》中消極頹傷的情緒也是極其濃重且不容忽視的。它曾對缺乏分析思考能力的讀者起過不良的影響。這種情緒雖然在藝術上完全符合林黛玉這個人物所處的環境地位所形成的性格，但畢竟因作者在某種程度上有意識借所傾心的人物之口來抒發自己的身世之感，而顯露了他本身的弱點。我們同情林黛玉，但同時也看到這種多愁善感的貴族小姐，感情是十分脆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