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認的是，許多年輕父母們正處于職業發展的關鍵時期，同時也處于孩子撫育的關鍵階段。解決“三點半難題”已經成為一個時代命題。

陳寶生在部長通道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經過一年多的探索實踐，教育部已經摸索出一些可行的解決“三點半現象”的方案。“比如上海作為一線大城市，問題比較突出。但上海中小學校課后服務已經做到100%全覆蓋，服務時間是下午3~5點。參與這項工作的老師，在教育工資方面給予傾斜。”

北京的做法是怎樣呢？陳寶生介紹，北京規定，下午3點到5點是校后服務時間，主要服務的內容是開展課外活動。與此同時，每位學生每年會有700~900元的補助金。

“江蘇南京則探索出了彈性離校時間的措施，到了放學時間，孩子可以彈性離校，學校作出安排進行托管。廣西通過探索利用社區資源來解決孩子托管的問題。我認為這四種模式各有所長，未來可以各走各的路，各出各的高招。”陳寶生說。

中國教育科學院研究員儲朝暉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三點半現象”對于小學三年級以下的學生確實客觀存在。而對于三年級以上的學生來說，可以讓他們多參加一些課外實踐活動。“這不僅能解決時間差的問題，還能夠豐富孩子的社會閱歷。”

儲朝暉認為，由學校來進行托管是最好的一種選擇。“一方面學生不需要離開學校，避免了在路上的交通風險。另一方面，學校的責任主體沒有變，仍然需要對學生負責。”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發現，自教育部下發《意見》之后，圍繞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已有多個省份探索由學校對學生進行托管的管理模式。

今年2月，廣東省就《關于做好中小學生校內課后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公開征求意見，廣州市越秀區已經在20多所小學試點開展校內托管，學生放學后可在學校托管至下午5點才離校；江蘇南京2017年末印發《關于進一步推進小學“彈性離校”工作指導意見》，試行“彈性離校”，從主城區向城鄉所有小學全面鋪開。

跨部門解決政策掣肘

圍繞“三點半現象”，相關教育部門經過一年多的實踐，已經初步探索出解決方案。陳寶生透露，接下來在總結推廣成功經驗的同時，也會聯合其他單位協商解決“三點半現象”涉及的政策問題。

“我們在解決問題的過程當中也會不斷出現新問題。比如下午三點半以后，就是小學老師備課、批改作業的時間，如果用來托管孩子，就會延長老師工作時間，加重負擔。涉及的成本怎么分擔？涉及的相應勞動法律法規的問題怎么協調？這是我們下一步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陳寶生指出。

由于讓學校來進行托管還存在政策掣肘，而在巨大的需求刺激下，校外托管機構野蠻式發展，已經嚴重影響了教育秩序的良性發展。

“大興區西紅門附的一家托管機構本學期將托管費從6600元漲到了6800元。”家長吳女士向記者說到。雖然名義上一學期托管費用包含5個月，但去除假期，實際托管時間只有4個多月，每個月1000多元的托管費叫人有些吃不消。

更為嚴重的是，不少地方的托管機構將托管班與補班的概念進行混淆，額外收取補費用。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不少托管機構打著托管的幌子設立補班，額外收取費用。而老師的資質和水則很難得到保證。

杭州電子科技大學人文與法學院副教授吳新慧表示，“三點半現象”不光反映出普通雙職工家庭的困難，也不是一個部門能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難題。建議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積極整合社區、學校、教師、志愿者、專業社會組織和機構的力量共同參與。

陳寶生在部長通道接受媒體采訪時也強調，如何依靠社會力量解決“三點半難題”，教育部門正在積極探索。但對于學校周邊野蠻生長的托管機構，需要通過立法來治理，還會通過出臺行政法規來進行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