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十三五”規劃是一項系統而重要的工程，各地、各部門和條線都在如火如荼地調研、準備中，再加上此類“接地氣”的征求民意，相信一定可以科學、圓滿地完成編制。本人先后有幸在基層法院、基層組織部門和省社保中心工作，結合自己的親身工作體會，對這三個崗位目前存在的難題與困境深有感觸，現提出自己一些粗淺的分析和思考，希望能為規劃編制領導小組編制提供一點思路。

　　法院方面：基層執法部門和執法工作者目前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政治任務、維穩壓力與依法辦事、維護法治權威之間的矛盾，基層相當一部分群眾惡意制造或宣稱制造群體事件、上訪事件，來干擾執法或辦案，從而達到其自己目的，基層執法人員往往也怕出現不穩定事件而放棄法律，選擇和稀泥甚至違背法理的做法，這不僅會讓其他廣大群眾紛紛效仿，更會導致百姓“信訪不信法”的心理蔓延，大大影響了法院的形象和法治的權威。建議在明確責任和監懲機制的基礎上，取消或減少司法辦案人員的維穩、信訪、上訪考核指標，讓司法機關、執法人員心無旁騖地維護法治、嚴格執法。如果說提高法檢人員待遇、明確案件終身負責制等司法改革舉措是增強法治建設的外在動力，那么我想執法人員“去政治化”、執法標準“單一化”則是對他們內在的心理減壓。

　　基層組織部門主要是干部、組織、人才三大塊，干部選拔方面越來越規范，但仍存在群眾不理解甚至誤解的情況，建議借鑒法院人民陪審員制度，逐步挑選有素質、有威信的群眾參與到干部考察過程中去，畢竟“互信緣于透明，謠言止于公開”;組織工作主要困境也是“接地氣”不夠，理論性文章和政策調研占了基層黨建工作的主要方面，建議可以利用黨組織的全覆蓋，廣泛開展諸如”尋找遺失嬰兒“等百姓關注、期盼的實在事情，增強黨組織凝聚力;人才工作建議要將對基層的考核指標從單純的“招引”數量、層次轉向“留住”人才和人才利用程度上來，避免人才資源浪費、流于形式。

　　社會保障事業目前存在險種不全、保障體系之間關系的不夠銜接、信息系統支撐不夠、經辦力量跟不上等諸多問題，尤其是由于上級經辦機構對下級機構無約束力，很多地方的經辦機構出于地方利益考慮不能嚴格執行上級經辦機構的政策和要求(如最基本的最低繳費基數，各地都自行其是)，極大地損害了全省社保政策統籌的公信力，本人認為這些問題關鍵要從體制上解決，社會保障是較為重要的民生事業，與稅務、工商等一樣事關民生與穩定大局，且相對較為專業，建議可以逐步考慮垂直管理，即便條件不成熟也可以參照市、縣的做法，對省社保中心進行升格為二級局(省社保中心現有49名工作人員，下含設10個科室，卻和其他3、4個人的普通部門同等級別，而地方社保中心均已升格)，增加省級社保經辦機構的話語權與人力財力投入，避免權責不等、權威不夠的尷尬地位。

　　【篇二】

　　用長達三年的時間，先后經歷以上十個步驟，才制定了一個全國五年規劃《綱要》，如果說其中沒有民主，就如同說一部七十多萬字的《紅樓夢》中沒有描寫愛情一樣。中國五年規劃決策不但是民主的，而且還具有以下突出特點：

　　第一，調查研究。重視調研是中國政府決策的最大特點，也是五年規劃編制的突出特點，中國的歷次五年計劃編制都開展系統的、專門的調查研究。“十二五”規劃編制期間，中國已經形成了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調研，包括最高決策者開展的調研、規劃起草組開展的調研，以及參與決策咨詢的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各智庫等開展的調研。恰恰是通過廣泛的調研，使得決策者能夠掌握第一手的信息，使得五年規劃編制能夠做到實事求是。

　　“十二五”規劃編制期間也召開了若干次片會(指按照東部、西部、東北、中部等劃分的區域座談會)進行調研，但都是由國家發改委有關負責人主持。“十三五”規劃編制期間的調研有一個創新，即同志圍繞著“十三五”規劃編制分別在浙江、貴州和吉林召開不同省區負責人座談會，與省區市負責人直接交換意見，對于“十三五”規劃編制做出部署。這在我們國家規劃編制歷史上是首次。

　　第二，廣泛協商。規劃編制通過反復的交流、比較和協商來逐步實現其科學性，這是一個寓科學于民主的過程，包括前期的頭腦風暴與初稿形成，編寫過程中的內部反復商討，以及基本思路、《建議》、《綱要》草案、《綱要》征求意見稿形成后的多方、反復征求意見。這種幾上幾下的協商與集中，恰恰是中國式的協商民主。

　　第三，大眾參與。五年規劃編制是一個匯聚民意的過程，與政治參與不同，群眾路線要求決策者主動地逆向參與，深入廣大人民群眾，鼓勵普通公眾充分表達他們的意見，了解人民群眾的疾苦與需求。我國決策模式的最大特點是決策者逆向參與。除了專門開展面向全社會的建言獻策活動外，決策者還通過開展調研、召開座談會、聽取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的公眾意見來實現公眾的廣泛參與。

　　“十三五”規劃編制前期就提供了公眾參與的渠道，6月，國家發改委和各地方政府專門開通了“建言‘十三五’”微信公眾臺，聽取并采納公眾建言。

　　第四，民主集中。只有通過高度的民主，具備有限理性的決策者才能處理海量分散的、不充分的信息，才能面對參與者的多元利益。“集思廣益”決策通過“屈群策”機制來收集分散的信息，克服信息不對稱;通過“合議決”機制來達成政治共識;通過“廣納言”機制來克服個人在決策上的片面性與主觀性。

　　由于這種決策模式重視不同決策主體事前的充分協商，從而可以有效地形成決策共識，避免表決時的掣肘與延宕，減少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