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門討論了民間投資下降的問題。民間投資下降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行政審批是繞不過去的一道坎。

行政審批是現代國家管理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事務的一種重要的事前控制手段。在我國，受以往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行政審批被廣泛運用于行政管理領域，它對于促進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成為國家管理行政事務不可缺少的重要制度。但是，伴隨著的建立和完善，行政審批制度缺乏有效的法律規(guī)范，部分問題越來越突出，有些已成為生產力發(fā)展的體制性障礙，因此迫切需要對行政審批制度進行改革。

　行政審批改革成果喜人，但依然存在問題

據媒體報道，某民營企業(yè)新建一個項目需要90項行政審批事項，日常經營中需要56項審批事項。

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胡敏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表示，國家從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入手，大力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yōu)化服務，大力實施商事制度改革。經過不懈努力，國務院各部門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618項，占原有審批事項的36％，本屆政府承諾的目標提前超額完成。非行政許可審批徹底終結，基本砍掉了大部分行政審批中介服務事項，取消、停征、減免一大批行政事業(yè)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這一系列改革，很大程度上為企業(yè)“松了綁”、為群眾“解了絆”、為市場“騰了位”，也為廉政“強了身”，極大地激發(fā)了市場活力和社會創(chuàng)造力。

在肯定成績的同時，胡敏認為，目前政府仍然管了不少不該管的事，一些該管的卻沒有管或沒有管住、管好，轉職能、提效能還有很大空間，突出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該放的權有些還沒有放，一些已出臺的放權措施還沒有完全落地。比如，投資領域審批雖經壓縮，但各種審批“要件”、程序、環(huán)節(jié)等還是繁多，審批時間還是比較長，有的審批只是由“萬里長征”變成了“千里長征”。

第二，各種證照包括職業(yè)資格認定和行業(yè)準入證、上崗證仍有很多，可以說是五花八門。還有，在辦理一些證照時，有關部門的標準和要求互為前置，“蛋生雞、雞生蛋”，搞得群眾團團轉。

第三，有些權放得不對路，本該直接放給市場和社會的，卻由上級部門下放到下級部門，仍在政府內部打轉轉。

第四，有些權放得不配套，涉及多個部門、多個環(huán)節(jié)的事項，有的是這個部門放了、那個部門沒放，有的是大部分環(huán)節(jié)放了，但某個關鍵環(huán)節(jié)沒放等。

“‘放管服’改革實施以來，一些政府部門在工作方式方法、管理制度等方面沒有作出相應轉變，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改革的成效。”胡敏表示。

　“放管服”任務依然艱巨

2013年以來，我國緊緊抓住轉變政府職能這個“牛鼻子”，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yōu)化服務三管齊下，中央和地方上下聯(lián)動，取得明顯成效。尤其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一直把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作為開門第一件大事，以壯士斷腕的勇氣持續(xù)推進此項改革。

數據顯示，三年多來，國務院各部門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1／3以上，提前超額完成承諾的目標任務；非行政許可審批徹底終結；中央層面核準項目累計減少76％；95％以上的外商投資項目、98％以上的境外投資項目改為網上備案管理；工商登記由“先證后照”改為“先照后證”；前置審批精簡了85％。這些改革舉措極大地激發(fā)了市場活力和創(chuàng)造力。據世界銀行發(fā)布的報告顯示，兩年來，中國內地營商便利度在全球的排名每年提升6個位次。

行政審批改革為什么難？胡敏認為，“放管服”改革實質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要削手中的權、去部門的利，放權于市場和社會，讓利于群眾和企業(yè)。現在，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將更多涉及長期形成的利益格局的調整、權責關系的重塑、管理模式的再造、工作方式的轉型。這對各級政府及其工作人員來說，需要作出很大改變，其過程很多時候是艱難的、痛苦的。這就充分說明，“放管服”是一場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深刻社會變革，意義重大，任務艱巨。

“各地區(qū)、各部門必須按照國家的統(tǒng)一部署，切實增強責任感、使命感和緊迫感，堅決把改革深入向前推進。”胡敏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