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亞子，才疏學淺，辯論不過詞學專家龐樹柏與好友蔡哲夫，竟倒地大哭。二十年后他寫《南社紀略》為自己荒唐辯護道：“我是患口吃病的，自然爭他們不過。我急得大哭起來，罵他們欺侮我，檗子(龐樹柏)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的著名語言文字學家、詞學家汪旭初先生寫道：“(柳亞子)性率直無城府，喜怒毀譽，皆由中發。初每以臥龍(諸葛亮)況余，及論事不合，則于報端著文詆余：‘卿本佳人，何苦作賊？’”。
　　
　　農工民主黨員、鄭逸梅《我所知道的柳亞子》記錄詩人、古文名家林庚白：“常到亞子寓所談天。一日，論詩不合，爭鬧起來，亞子大發脾氣，舉起一棒，向庚白擲去，庚白逃，亞子追，環走室中。亞子高度視，行動不便，大聲叫罵。他的夫人鄭佩宜聽到了，阻擋了亞子，庚白才得溜走。”
　　
　　可見柳亞子性格霸道、強橫，毫無傳統文人或知識分子的文明修養。
　　
　　柳亞子表面上反孝，其實骨子里并不如此。他曾為浙江省嘉善縣顧炳元先生藏《顧氏家譜》寫序贊曰：“殫精竭力續修夫家乘者，其殆有水源之思乎！……棄曰：世衰俗敝，世家望族以血統中斬，潛負螟蛉而繼其后者，往往而是。挈行路為骨肉，任異姓之亂宗。祖宗有知，歲時家祭，弗來歆已。如我同志鐵生之令叔、令兄，猶念一本之誼，而纂輯家譜，條有不紊。烏乎!亦可以風世也已。中華民國十五年二月，安如柳棄疾頓首拜撰。”
　　
　　柳亞子表面上支持白話詩運動，贊成廢除舊詩，可他一生到死皆寫舊詩，一首新詩也沒有作過，可知其言行相違。他《次韻張天方》說：“共和已廢君臣義，牙彗羞他說五倫。種種要翻千載案，堂堂還我一完人。”不分好壞，將傳統文化倫理道德一律廢除，可知柳氏所說的“完人”，實是不講倫理道德的原始人、野蠻人。可知其極端偏激。
　　
　　如上所引，柳亞子其德其智，可見一斑。俗話說小人得志就猖狂，柳亞子一生投機政治，則是才不過看到一絲機會，尚未得志就要猖狂。其人品修養，不唯不待見于國共兩黨，在文人中亦不受好評，實乃虛有浮名，德行陋劣膚淺狂悖之徒也。援此輩狂說偽辭以反孝，竊為子非魚兄感到可笑。
　　
　　三、陳獨秀
　　
　　陳獨秀有中國人的驕傲骨，敢于抵抗共產國際代表的專橫。一生保持了孤傲狂狷的偉岸人格與書生本色，與吳虞、柳亞子等敗類大不相同。晚年陳氏對早年所信奉的“主義”進行全盤反思和清理，從而“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截然迥異于世俗一般老人執著面子與成見而知錯不改的劣，這種否定自己錯誤見解的勇氣卻很可貴。雖然作為五四先導，其早年不成熟且偏激之，對中國造成的傷害延及至今，但陳氏個人的品格和實際貢獻，是真正值得敬重，并可師其人格與學問的人物。
　　
　　大凡身處滄桑巨變時代之家，如孔子、陳獨秀都會經歷自我否定而后浴火重生之過程，因而成就其偉大。而蕓蕓眾類的我們這一代中稍有覺悟者，也在人生成長過程中，拋棄了課本教育所傳導的不切實際的。
　　
　　子非魚兄列舉陳獨秀組織“討父團”，純系當時封建衛道士的謠言，陳獨秀曾當眾向陳炯明澄清說：“我是沒有資格組織‘討父團’的，因為我是一個從小沒有父親的孩子！”可知陳獨秀是沒有承認這個事的。之所以稱他的兒子有資格參加討父團，乃“因為父母不和，與父親有了隔閡”并非陳獨秀真有反“孝”言論。
　　
　　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對陳獨秀不屑一顧，曾經對張國燾說：“老頭子糊涂極了”、“不要理他。”當他給兒子寫信勸延年轉向馬克思主義時，延年很不高興地說：“獨秀那個人，你別理他。”甚至在陳延年死去，而陳獨秀又被共產黨組織解除職務時，次子陳喬年還與父親大吵大鬧、不歡而散。這是不是證明子非魚兄那不知從何考據而出的所謂“陳獨秀反孝”的正確性的表現？子非魚先生若身為人父乃至為人祖父，若不能做到完美無瑕，且親子溝通順暢無礙，大概也愿意接受兒女當面甚至是當眾的大吵大鬧和譏刺吧？或者子非魚先生也曾經對自己的父祖做出過這樣的事，因此認為這種做法是正確合理的吧？甚或子非魚先生也認為這應算是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成就吧？
　　
　　福州陳宇按：本文關于陳獨秀之舉證，出自朱洪先生著《陳獨秀父子仨》，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在下愛好考據已成癖癮，但千方百計亦考察不到陳獨秀有多逾子非魚和“反孝先鋒軍”（Q名，亦名“哲學為王”）的反孝言論。相反，陳獨秀本人，性情溫厚，對母親十分孝順。他生母逝世后，作詩《述哀》痛悼：“慈母虛孤弱，一夕魂九遷”、“辛苦歸閭里，母已長棄捐”，1939年，陳獨秀為逝世于四川江津的養母謝氏披麻戴孝，無限悲傷地說：“先母之恩等于生母，心喪何止三年，……酒食酬應以及為人作文作書，必待百日以后。”不知子非魚先生謂陳獨秀有“非孝”之理論，出自何典？或者已經慣運用專制者及文革反動集團羅織誣蔑之詔獄手段，無視法律與道義公正、文化良知，根本不顧事實，故意尋章摘句、捏造虛辭、訛解文字，必欲置孔子于死地而后可？
　　
　　子非魚兄列舉陳獨秀的反孝言論，系1921年8月3日，五四時期封建衛道士在《新華日報上》發文誣稱：“陳獨秀開宗明義即言廢德仇孝，每天各校演說，必極力發揮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之旨趣……謂父子為路人，謂奸合為天性……”是知子非魚兄之列舉，純系訛以傳訛。無論訴諸學術考證，或者訴訟舉證，均為證據不實、實在欠妥。
　　
　　雖然子非魚兄等反儒、反孝之同志，受五四偏激及文革影響，為文引證立論如此不謹，但是也非極嗜博覽并好文史考據者可以洞悉其缺憾，故往往訛謬、迷信可以重復千遍而被誤認為真理，非力學深思而不能掙脫其禁錮，亦是可悲！
　　
　　須知新文化派反儒教、反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守節事大餓死事小、纏足、納妾、繁文縟節，是正確的。這些全是從漢儒到明儒偽托孔孟之學的杜撰，與孔孟無任何瓜葛，裁判孔孟為之承擔罪名，實千古文化之冤獄。某些人名為做學問、搞革命，其實即不通西學，又不解華夏傳統學術傳承脈緒，見識迷惑膚淺而不察于此，更兼用心各異，而造成現代中國文化不進步、中國社會道德淪喪之緣由。
　　
　　關于新文化運動偏激的負面效應，陳獨秀于1921年6月1日《新青年》中發表《青年的誤會》說：“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現在青年的誤解，也和醉人一樣。……你說要打破偶像，他就連學行值得崇拜的良師益友也藐視了。你說學生要有自動的精神，自治的能力，他就不受規律不受訓練了。你說現在的政治法律不良，他就妄想廢棄一切法律政治。你說要脫離家庭壓制，他就拋棄年老無依的母親……長久這樣下去，大家想想，是青年進步還是退步呢？”可知新誕生不過數年，也遭受到孔子那樣被歪曲詮解的命運，今日中國社會道德危機，原因亦在于不加分別地打倒一切傳統倫理道德，卻無能力建設真正的新道德之故。
　　
　　陳獨秀雖倡導新文化，但獨有為文立論，不容他發表異見，“不容他人匡正”的專制作風。這種風格與他的同志們是相仿佛的。陳獨秀在他所締造的黨內，亦被批判為右傾投降主義，被迫去職。當時之陳氏及其同志若能成功，亦不免中華民族之大不幸，而造成此一大不幸的根源，乃在于其偏頗而不切實際，破壞力高于建設力，甚至專擅破壞而建設無能。其經營社會之能力較之華夏二千年來之專制者亦有愧色。
　　
　　孔子之優劣功罪，哈佛大學人文主義大師、人文主義領軍人物歐文·白璧德（IrvingBabbitt）（1865–1933年）教授贊嘆孔子為“中國文化的代表”。認為孔子與歐洲的人文主義相一致甚至超越其上，他說：“吾每謂孔子之道有優于吾西方之人道主義者”，認為中國大學“應以孔子之《論語》與亞里斯多德之《論理學》相比較講授，而美國各大學宜聘勝任之中國教授，教授中國歷史及道德哲學。”白璧德認為中國應該有工業革命，國家應富強起來，以免列強侵略，但“須知中國在力求進步時，萬不可效歐西之將盆中小兒與浴水而傾棄之。簡言之，雖可力攻形式主義之非，同時必須審慎，保存其偉大之舊文明之精魂也”（《白璧德與人文主義》。）。
　　
　　陳、白二位，為同時代之文化人士，一為中國人，一為美國人，而對于孔子和儒家文化的觀念，竟然如此反差，時代發展至今，我們不難看出孰正孰誤。且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大凡革命者，非狂即狷，然而雖進取革命，亦有所不為，而非新文化之后號稱革命之不擇手段、無所不為。須知不合道德的與手段，絕對不能帶來道德的結果。無論號稱革命、改革、反儒、尊儒，莫不如是。
　　
　　四、偏激源于個人心靈陰影
　　
　　魯迅先生說：“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們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乎說夢的。”此言甚確，如果詳細考察五四運動中于反傳統的旗手人物的身世及其相關生資料，就會發現他們的反孔、反儒偏激，并不單純是因為吃人禮教而生起正義感，亦多系因家庭教育、家庭生活失和的缺憾，或者人生際遇困苦，造成心理陰影而伏下種子，趁時代巨變之際頓時激發。
　　
　　比如本文所考據的，因父親道德素質惡劣而使吳虞沒有良好家教、人格畸變；陳獨秀時常被祖父痛打，留下心靈創傷；柳亞子在自傳《五十七年》中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