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經常被迷信“鐵匠做官打上場”觀念的母親痛打；九歲時，又被家里聘請的，因為屢試不第、牢騷滿腹，漸漸有些神經病的塾師俞文伯無數次痛打；在他家族延聘請的塾師中，王云孫竟然暗中教年少的柳亞子喝酒，黃子誠先生性情暴躁，動不動就對柳亞子的堂弟、表兄揮舞戒尺……這都給柳亞子的心靈造成負面影響。魯迅寫《朝花夕拾·五猖會》，說明表面上優裕的望族大戶生活給他內心造成的深刻傷痕，后來還與弟弟周作人痛苦決裂，也使他對傳統家族倫理感到極度絕望；今時亦有Q友反孝先鋒軍（亦名哲學為王）服役軍中，備受壓抑，晉升無門，遂自命“革命”，盲目遷怒于“孝文化”……
　　
　　總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軍旗手人物，以及今天的反儒反孝人士，反對吃人禮教的是正確的，但其反儒、反孔、反孝之偏激成分，則由于從小家庭生活之不幸成分，以及生活經歷痛苦而刺激敏銳但過于敏感之神經，造成心靈陰影；或個人挫折痛苦經歷刺激過敏，戕傷心性健康，導致心性創傷，恰逢社會巨變，極端不滿遂發作極端思維，自名“革命”，自謂“進步”，確實能夠煽動廣泛的社會不滿情緒，然其所謂“革命”、“進步”之發源與實際動機有欠端正，及其實際素質不成熟。鼓舞流風所及深遠，遂對社會歷史，終究只有產生并加劇動亂的破壞作用，無多建設之功。
　　
　　在下依據子非魚兄之文章次第，詳細考據，系統列舉新文化運動中之三位風云人物的生事跡，即讀其文，更識其人。可知吳虞、柳亞子事實上并不具備符合革命時代的真實的革新品格和健康人格，甚至缺乏起碼的道德修養。他們自己的實際作為，就是吃人虛偽禮教、封建迷信的最佳代表。陳獨秀作為領袖人物，雖有至為高尚之處，但其個性智識亦未脫專制氣息，更未成熟，其晚年之徹底反省，亦無濟于匡正其領袖一時風云之時而導致之社會亂象。化裁孔子之言來形容，正所謂“一言亂邦”。
　　
　　五四以來滄桑百年，歷史到今天已經證明，上述這些新文化的領軍旗手人物的品格與，均不能使自己戰勝舊時代的“局限”而“克明峻德”、革新進步，僅是口頭上的號稱革命。雖其文章貌似可取之處，奈何其人格道德品質、學術智識，不足鑒取。其德其智其能，即使一旦風云際會獲得政治實權，亦不免特權專橫的霸道與腐敗。亦僅破壞有術，而建設無功。根本不能夠成就真正的革命與新文化。
　　
　　五、今日中國大陸反儒沒有意義
　　
　　中國大陸文革浩劫，早已成功擊垮儒家文化，今天中國大陸人高層與基層的生活和政教，無多原典儒家和專制“孝文化”的味道。大陸社會生活中主導，不是原典孔孟儒家，也不是專制儒家文化，而是六十年內先后倡導的馬恩列斯毛的“階級斗爭”、“超英趕美”、“兩個凡是”“三面紅旗”、“四個偉大”、“批林批孔批周公”、“三個代表”、“八榮八恥”的種種“革命性”理念，再將今天中國社會種種腐敗現象歸咎于孔子或者“專制儒家文化”的種種，則是以誣蔑已經被打倒的先人及傳統文化，來為今天中國人對大陸社會各種不理想現象之無能為力，作無聊開脫的滑稽笑談。如果這種謬論也能堅持稱為所謂“進步”，則已經不是了解不足那樣簡單，乃是如同自五四偏激和文革“批林批孔”一樣無知以至于狂妄無恥的。
　　
　　因此今天再談“反孝”、“反儒”，不切實際。今天中國社會的不孝子也空前增多。原因就出在偏激造反過頭，精擅破壞而建設無方之后遺癥。是以必須大力提倡和諧。正是老子李耳所謂“大道廢，有仁義”的客觀需要。因此今天所必需的，是做建設的工作，而不是繼續破壞。可以值得借鑒的，是臺灣同胞的成就。
　　
　　六、孫中山先生繼承和發展了儒家原典精神
　　
　　環顧世界，反孝、反儒、反傳統的人們，大概不會認為自己對于中西文化的實際了解程度，不會認為自己的學力、眼界，和實際的人格修養，以及對中華民族的貢獻，足以超越偉大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吧？孫中山先生如何看待孔子呢？其認識的實際效果是如何呢？刻下謹從《三民主義》中系統次弟引據原文如下：
　　
　　《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四講》中說：“年來歐洲盛行的新文化……，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我們中國的新青年，未曾過細考究中國的舊學說，便以為這些學說就是世界上頂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歐洲是最新的，在中國就有了幾千年了。”
　　
　　“說到歐洲的科學發達，物質文明的進步，不過是來二百多年的事。在數百年以前，歐洲還是不及中國。我們現在要學歐洲，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不是政治哲學。至於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諸君都知道世界上學問最好的是德國，但是現在德國研究學問的人，還要研究中國的哲學，甚至於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補救他們科學之偏。”
　　
　　“世界主義在歐洲是世才發表出來的，在中國，二千多年以前便老早說過了。我們固有文明，歐洲人到現在還看不出。不過講到政治哲學的世界文明，我們四萬萬人從前已經發明瞭很多，就是講到世界大道德，我們四萬萬人也是很愛和的。但是因為失了民族主義，所以固有的道德文明都不能表彰，到現在便退步。”
　　
　　“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天下者先治其國。把從前失去了的民族主義從新恢復起來，更要從而發揚光大之，然後再去談世界主義，乃有實際。”
　　
　　《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中說：“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象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
　　
　　“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在商業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國人交易，沒有什麼契約，只要彼此口頭說一句話，便有很大的信用。……所以外國在中國內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讚美中國人，說中國人講一句話比外國人立了合同的，還要守信用得多。”
　　
　　“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
　　
　　“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喚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識也應該喚醒他。中國有什麼固有的知識呢？就人生對於國家的觀念，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為歐美的國家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們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知識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這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本屬於道德的範圍，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識範圍內來講，才是適當。”
　　
　　“中國從前講修身，推到正心、誠意、格物、致知，這是很精密的知識，是一貫的道理。像這樣很精密的知識和一貫的道理，都是中國所固有的。我們現在要能夠齊家、治國，不受外國的壓迫，根本上便要從修身起，把中國固有知識一貫的道理先恢復起來，然後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復。”
　　
　　“由此可見中國古時不是沒有能力的。因為後來失了那種能力，所以我們民族的地位也逐漸退化，現在要恢復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們固有的能力一齊都恢復起來。”
　　
　　“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諸君都是四萬萬人的份子，都應該擔負這個責任，便是我們民族的真精神。”
　　
　　“中國進化比較歐美還要在先，民權的議論在幾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過當時只是見之於言論，沒有形於事實”
　　
　　“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稱堯舜’，不是家天下。堯舜的政治，名義上雖然是君權，實際上是行民權，所以孔子總是宗仰他們。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他在那個時代，已經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已經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長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為民造福的就稱為‘聖君’，那些暴虐無道的就稱為‘獨夫’，大家應該去反抗他，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於民權的見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經早想到了，不過那個時候還以為不能做到，好像外國人說‘烏托邦’是理想上的事，不是即可以做得到的。”
　　
　　“民權發生至今還不甚久，世界許多國家還有用君權的。各國實行民權，也遭過了許多挫折、許多失敗的。民權言論的發生中國有了兩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