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順天中學堂開學。開學那天，光緒皇帝還特別命人送來了一套《古今圖書集成》，就連慈禧太后都親自派人送來了一個書柜，以表示自己對于教育事業的支持。

關于順天中學堂最終的選址，中間還有一段小插曲。在爭取下地安門外這塊地方之前，曾經有人提出將順天中學堂設置在安定門內郎家胡同的經正書院舊址。經正書院前身是八旗官學，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正式成立經正書院。戊戌政變之后廢除書院制度，這里也成為順天中學堂的備選校址之一。不過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在經正書院舊址設置了宗室覺羅八旗中學堂，這里成了八旗子弟專屬的一所學堂，于是順天中學堂只能讓步，最終將原定的兵將局舊址作為學校的辦學地點。而這座由經正書院演變而來的八旗中學堂，正是今日北京一中的前身。

說完順天中學堂的創辦，還要提一下當時與之幾乎同時誕生的另一座學堂：五城學堂。在戊戌變法期間，孫家鼐便提到過五城學堂，“今五城（指五城御史，清時京城內分東西南北中五個地區）設立學堂，請即飭下五城御史設立勸辦，應否暫借廟宇及將來建立學舍之處，均由五城御史隨時斟酌，定能日起有功。”同樣，因為戊戌變法的失敗以及后來庚子事變，建立五城學堂的提議被擱置。1901年，慈禧太后發布了新政令，實行新政改革。在此契機下，設立五城學堂的提議再次被提及（此時，順天中學堂正在尋址中）。順天府尹和五城察院為籌辦五城學堂聯合會奏：“方今時勢多艱，需才孔亟，京師為首善之區，尤當先行舉辦，為各省倡前。經本尹堂和本院會同具奏，就琉璃廠北后鐵廠義塾舊址開辦五城學堂。”該奏折很快得到了批準。1902年初，五城學堂正式開學：“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十一月十六日照會一件。為照會事，照得本學堂謹擇正月十五日入學，二十五日開學。”1902年，《欽定學堂章程》公布后，五城學堂正式更名為五城中學堂。

而在機緣巧合之下，這所學堂與后來的北京師范大學有了緊密的聯系。1902年12月，京師大學堂師范館開學。1904年，京師大學堂師范館改為優級師范科。1908年，優級師范科改為京師優級師范學堂，獨立成校，并在琉璃廠五城中學堂校址建新校舍。五城中學堂在優級師范學堂東面另建新校舍。1912年，京師優級師范學堂改為北京高等師范學校。五城中學堂改為北京高等師范學校附屬中學校。1923年，隨著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更名為北京師范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附屬中學校也改名為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五城中學堂也成為北師大附屬中學的前身。

2 順天中學堂每月發“獎學金”

1902年，經過陳璧的多番努力，順天中學堂終于正式開學。由于是面向整個順天府招生，因此當時報考的門檻不低。首先那時候沒有身份證，為了查驗考生身份，報考人員要在北京找一位做官的同鄉，讓這位同鄉給自己開一個證明，證明上要寫清楚自己的履歷、三代、年齡相貌以及籍貫等信息。不過如果能順利通過入學考試的話，這些學生的待遇還是不低的，很多標準的制定都參照了當年國子監監生的待遇，如每個月每個學生有三兩五錢銀子作為伙食費，每月進行“月考”之后還會發給成績優異者類似今日的“獎學金”。

順天中學堂的招生考試題目以今天的角度看，也很靈活。比如，1903年2月26日招生試題共有兩道，都是“論述題”，第一道題要求學生就學校制度和科舉制度各自的利弊得失提出自己的看法，而第二道題則是針對歷史上的光武帝“小怯大勇”（見小敵怯見大敵勇）的做法進行論述。

當時還要求學過英文的學生，在報考時，要在試卷上做好標注，并寫明是在哪所學堂學習的英文，以備錄取時查考。老師們閱卷的速度非常快，第二天便依據成績對學生進行分班。1903年一共錄取四個班共69名新生入學，3月14日又復試了兩名昌保送生員，加在一起這一期學生共有71名。

說起這順天中學堂的教學工作，和今日的中學還有一些差別。當時順天中學堂雖名為“中學”，但其性質更趨于大學預科，可謂是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過渡的一個特殊教育時期。當年的順天中學堂采取分班教學的模式，漢文教設置有五人，另專門聘請了五位具有英國留學背景的教員任教英文、算數、物理（當時稱為“格致”）、體操等學科。1905年，清政府正式廢除科舉制度，辦學規模日漸壯大，而且辦學體制也日臻完善。

當時規定，從順天府屬各州縣高等小學堂畢業的學生，直接升入順天中學堂，而且接受的是“義務教育”??不收取任何費用。而如果沒有完成小學學業，由各部門保舉的“插班生”則每學期需要交納學費40元，除此之外，外省市來此“借讀”并包食宿者，每學期是50元，只吃不住則收取45元，不住宿而只吃午餐者是32元。每學期開學前便要繳納相關費用，一旦中途輟學學費概不退換。

這座順天中學堂一定程度上延續了早期西文東文學堂的教學理念，國文、儒家經學、中國歷史以及地理等課程均用漢語講授，而諸如英語、數學、物理、外國歷史地理以及經濟學則用英語講授，并且使用的教材大多數是從國外引進的原版教材。這一點極其類似如今的私立國際學校，不同的是順天中學堂與英語相關的教員并不是外籍教師，而是從天津水師學堂畢業的中國人，不過論起教學水和風格，絲毫不亞于外國人。除此之外，學校還開設有體操課以及第二外語課程（日語和法語），甚至當時已經有保證學生“每天一小時體育活動”的倡議了。

國學教育也在這座學堂中貫徹得相當徹底，由于清政府學部的成立，國子監被裁廢，原來由國子監監生所承擔的祭孔任務，便落到了京師大學堂、五城學堂以及順天中學堂學生的肩上。每年的農歷二月初十，他們要作為祭孔典禮的執事，前往孔廟祀孔。

尤為難能可貴的是，當年順天中學堂的學生，除了完成自身的課業之外，還義務組織起來，在學堂附設置了一所“半日義塾”，每天派出兩名學生充當教員，從附招收六十名學生，并分為中等和初等兩個級別，講授半日的課程。每逢周日中學堂的學生們放假，他們便把上課時長改為一整天，這種類似社會實踐的做法從某種意義上為當時的小學義務教育填補了一項空缺。

因為良好的課程設計，順天中學堂曾有小清華之稱。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創始人張申府（張崧年），國學大師梁漱溟，哲學史專家、北大校長湯用彤都是在順天中學堂讀書。1906年，梁漱溟小學畢業，進入順天中學堂學習，直到1911年才畢業。順天中學堂的讀書經歷，給梁漱溟帶來了極大影響。他在晚年時寫道：“我自十四歲進入中學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驅使我在兩個問題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問題，即人活著為了什么；二是社會問題亦即是中國問題，中國向何處去。”

后來，有人提出北京四中的前身是順天中學堂，梁漱溟應該是北京四中的校友。實際上，作為北京四中前身的順天中學堂與梁漱溟就讀的順天中學堂并非一所學校，這是怎么一回事呢？這就是下文要說的另一所順天中學堂。